3.雕版印刷源流和版本的鉴定
雕版印刷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早被用来刻写佛经与历书。现存的唐代雕印实物,*早可确定在武后时期,敦煌石室所出则有咸通九年(868)王玠所造《金刚经》、乾符四年(878)���中和二年(882)历书。到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应用于典籍的刊印。后唐长兴三年(932),敕令国子监开雕九经,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完成了九经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这便是后世盛称的五代监本。
宋代雕版大行,形成了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三个刻书**。所刻书籍质量以浙本*佳,蜀本其次,而闽本*次。所刻书籍中又以官刻本质量*佳,私雕其次,而坊刻本*次。元代杭州、建阳二地的刻书事业延续了宋时的盛况,在**与地方政府的主持下雕印了不少大部头的书。宋、元版书保存下来的不太多,为历代藏书家所珍视。
明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各部门到各级州县、学校、各地书院都竞相刻书,二百七十馀年间刻书极多,质量虽不足以媲美宋、元刻本,但尚整峭有古意,为近代版本家所推重。在宋、元本已极为稀见的今天,明本也是****的珍品。
版本的鉴定,可从原书的牌记、刻工、版式、纸墨、字体、讳字、序跋、内容、题识、藏印、著录情况等各方面入手。牌记是刻书书坊的标记,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刻工是书版的刻写者,他们常在书版中附刻自己的姓名。如果某一书坊或某一群刻工的活动时代可以确定,就能根据这些线索考得版本的年代。而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所刻之书在用纸、版式和字体上也有其显著的特征。如宋代建阳刻本多用竹纸,习用柳体,而宋代刻本多左右双边版式,掌握这些特征,从直观上便可对某一版本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我国古代对于皇帝名字需要避讳,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讳字,书籍亦需遵循当时的避讳原则,因此避讳字直接地保存了版本的年代特征。古书的序跋往往记录了某书的编撰刊刻原委、版本源流等情况,而原书内容更是判断其编撰时间的直接依据,因此原书的序跋及内容无疑也是判断某一版本时代的重要参考。古书流传久远,递藏者众,藏书家们往往习惯在所得到的珍本上钤盖印章,以示所有。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