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作品系列。
安·兰德以**的才能奠定了她作为作家和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她在思想上对世人的影响正日益彰显。她的作品每年在全世界范围销售三十万册。在她逝世后，她的信件、日记和录音讲话被相继公开，使其过去未发表的一些作品和思想得以面世。在她逝世后的十五年里，安·兰德（和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文章和哲学讨论中。
本书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对当时的新闻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动用武力是非法的，因为人们都达成了人权不可剥夺的共识。法律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使之充当警察的角色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使用武力来对付那些首先动武的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这是**将武力从人类关系中驱逐出去的社会制度。
读一读《生活》上的那篇文章，看一看这种仇恨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又是怎样吞噬她的：
她是一个热情的孩子，但因为热情她常常被训斥——“有时我的养父母会很担心，因为我常常开心地大笑，我想他们觉得这是歇斯底里。”
她是一个成功的明星，可是她的老板却不断提醒她：“记住你不是明星。”他们如此不遗余力，显然是不想让她发现自己的重要性。
她是一个极富天分的演员，可是所谓的权威、好莱坞和媒体都告诉她，你不会演戏。
她是一个演员，一个满腔热情投身艺术的演员——“我五岁的时候，那应该是我开始想当演员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演戏。我不喜欢我周围的世界，因为它太冷酷了。我喜欢过家家的游戏，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世界。”她费尽艰辛要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把自己心目中阳光明媚的世界展示给人们。“这就好像你有自己的一些秘密，在你表演的时候，你让全世界在某个瞬间分享了它们。”可是因为想要扮演严肃的角色，她受到了恶意的讥讽。
这样一个女人，**的一个女人，她在银幕上展示了一个耀眼的、充满性别魅力的形象，她是那样纯洁，仿佛来自一个从来没有邪恶的星球。但是，她却发现自己被当作淫秽庸俗的象征，即使这样，她还是勇敢地站起来：“感谢上帝，我们生来就是有性别的，遗憾的是，很多人竟然鄙视并且破坏这份上帝恩赐的礼物。”
她本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要把自己的成就奉献给这个世界，她的心因为这种成就感而由衷地骄傲，就像一只把捕获的猎物放在主人脚边的小猫一样。可是她却发现人们对她群起而攻之，否定、诋毁、侮辱甚至破坏她的成就。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她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出于她身上那些*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在无助的恐惧中，她只能隐隐感觉到，她面对的是一种无法言传的邪恶。
在这种邪恶面前，你认为人类还能支撑多久？
对于价值的仇恨一直存在于某些人当中，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但是一百年前，人们还会有意隐瞒这样的仇恨，而现在，它无处不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和时尚。
痛苦的灵魂怎样才能从中得到解脱？
文化现象中的邪恶是那些身处这种文化中的人共同酿造的。任何一 ……

1 什么是客观主义
2 战争与和平
3 是进步还是牺牲
4 “铁面无私”的新敌
5 知识政变
6 国内冷战
7 恫吓的政府
8 别管我们！
9 只是假设
10 是谁杀了玛丽莲·梦露
11 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
12 米基·斯皮兰
13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14 《九三年》
15 盲目的混乱
……
索引

书摘2：
你们记得谁说了下面这些话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作出的选择，这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选择，是民族兴盛和民族衰亡之间的选择，是‘进步’的新鲜空气和‘常态’的陈旧凝重空气之间的选择，是积极奉献和无所作为之间的选择。”说这些话的是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作了上述演讲。
这会让你们想起什么?是谁把“常态”看作是“无所作为”，是谁以“民族兴盛”的名义蔑视“个人安逸”，又是谁命令生产枪炮，而不是黄油?是纳粹德国的元帅戈林。
知道说下面这番话的人是谁吗：“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团结的意义，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建立在牺牲之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不断地给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应该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9月30日如是说。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职演讲中，肯尼迪总统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做什么。”
这里还有另外一段话：“一旦整个**意识到，这些措施需要每个人作出牺牲，那么他们不会只仅仅减少对物质 肯尼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就已经告诫这个**，实行福利**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强，*终走上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极力否认这种可能性。今天，当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它们所依据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证时，肯尼迪先生**的回答是，这些政治原理已经不适用了，因为现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讲中，肯尼迪先生请求他的听众放弃知识、理论、原理和抽象概念这样的“迷梦”，转而考虑那些我们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且要把问题一个个分开考虑。这就是说，他要人们采用那种巴比特式的或野蛮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只顾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他问题一概视而不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原则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对知识也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的痛恨。肯尼迪先生用了“迷梦”、“老生常谈”、“偏见”、“神话”、“陈词滥调”、“口号”、“术语”和“咒语”等等词汇来形
容——什么?他避免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读他的整个演讲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骂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就是哲学、意识形态、原理和观点——或者是任何运用这些东西解决政治问题的人。
肯尼迪先生反对的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他训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碍政府行动的人。
他认为，西欧的例子证明了“没有意识形态提供预见的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完全可以协调好**经济的各种因素，并带来****的增长和繁荣”。
是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什么带来了繁荣?**经济是如何“协调”的?在肯尼迪先生看来，这些问题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在他眼里，政府的行为和统治不应受制于理论知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预见”。
什么是具体、实际、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肯尼迪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让我们的自由经济*大马力地运行——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工资，让工厂得到充分的利用，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既然所有的政治经济原理都将被抛弃，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怎样才算“足够”或“充分”呢?谁来决定?肯尼迪先生没有说。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说：“经济学是第二位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因为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伟人，相反，很多人因为经济学而灭亡。”
肯尼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经济原理和统治**无关。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肯尼迪先生如是说。
自由和集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当世界上每个**（包括被奴役的**）备受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煎熬时，肯尼迪先生竟然允许自己嘲笑“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们**能逍遥于国际冲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冲突已经结束，集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宣称：“今天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思维受到传统术语或早年那些陈旧口号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并且解决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任何“术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不同政治体制的性质，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正在接受集权主义，或者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