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性》一书对强调“进步”和“发展”观念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猛烈挑战，后者对社会的损害和生态的后果现在已被人们广泛认识到。本书所有的文章都坚持一个哲学目标，不论是讨论希腊艺术和思想，还是为教会结伽利略的斗争做辩护，或是探求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抑或揭露卡尔·波普尔的教条主义，费耶阿本德均捍卫了科学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他坚持认为，对理性的追求是空的，它必须被从属于公民和共同体需要的科学观念所代替。
挑衅，争论，严密的证明。《告别理性》一书激怒了费耶本德的批评者，并令他的众多拥护者兴奋不已。

普罗泰哥拉再次引进了建立真理和捍卫它们以反对他的一些前辈的抽象声明的常识方式。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原因是普罗泰哥拉把他在真理问题上对常识的回归同有关错误的极无常识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依据和Theaet.167他认为不可能（竭力去真实表达却）作出错误的断言。似乎这个学说与此种观念——在巴门尼德的言论中出现过（B2，8；B8，7），高尔吉斯（Gorgias）也引用过（<论不存在之物或论自然》）——即，错误的陈述因为毫无所指也就毫无所言：理解力和见解，即真理惯常的尺度，是确实可靠的尺度，而由不同的个体、群体、民族所勾画的种种世界，正如他们理解和描述的那样——同样地真实。然而，它们（对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并���同样地好或同样地有益。一个病人生活在一个每件事情尝起来是酸涩的而因此是酸涩的世界里（1666）——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一个种族主义社会的成员生活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被划分为截然分明的群体，一些是富有创造力和慈善的，另外一些是寄生的和邪恶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快慰。这两者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涌起一种力求改变的欲望。这种变化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依照普罗泰哥拉，变化是由智者做出的（166dlff）。智者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或把表象变成现实——但是他们能够把一种不适宜的、痛苦的和危险的现实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正如一个医生用**能够把一个人真实而不幸的状态转变到（同一个人的，或已改变过的那个人的）一个同样真实却惬意的状态，以同样的方式，一个智者能够用话语把（一个人或整个城市的）邪恶和招致毁灭的状态改变到一个有益的状态。注意，依照这个解释，是这一个体或这一状态而不是这个智者来评断该过程的成功。还要注意，这一判断反作用于智者本人，他可能改善他自己的专长水平而因此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指导人员。*后要沣意，在一个民主**中“智者”是作为由公众会议所代表的公民团体：会议所说的既是有关社会的真理也是对它作出改变的手段，而因其声明所引发的现实是为改变这一过程并由此改变该会议的意见的手段。这就是普罗泰哥拉的真理和现实理论怎样能够被用来解释一个直接民主政体的运作方式。
把普罗泰哥拉的观点同一些更为熟悉的哲学和科学的客观主义形式加以比较是值得关注的。客观主义断言每一个人，不论他们的理解力和见解是什么，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一些专门的群体（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探究这个世界，其他一些专门群体（政治家、实业家、宗教**）确保人们能够幸存于这个世界。首先客观现实的制造者们进行着他们的幻想飞翔，接着物质和社会工程师把结果同一般公众的需要和愿望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同作为普罗泰哥拉界定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普罗泰哥拉将这两个过程解构为一个：“现实”（用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说）就是通过试图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满足人们的愿望来被探究；思想和情感一起作用（或许它们甚至没有分离过）。我们可能会说普罗泰哥拉的方法是一种工程方法，但是把理沦和实践、思想和情感、自然和社会分离的客观主义者以及在一方的客观现实与另一方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之间作出仔细区分的客观主义者却引进了相当多的形而上学的成分。当客观主义者力图改变他们周围的环境以使它们看起来越来越像这种现实（并因此使他们感到舒适）时，他们的做法当然像纯粹的普罗泰哥拉主义者，但并不像普罗泰哥拉的智者。要想成为智者，他们必须使他们的方法“相对化”。有许多迹象表明这已成为他们实践的部分。
首先，客观主义者并不只是构造一个世界，而是构造了许多。当然，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受欢迎，但这要归因于一个对特定价值的偏好（除了客观性价值之外——见第二节），而不是其固有的优越：衡量的结果更侧重于品质，因为技术的改变倾向于和谐一致的适应性；自然的规律高于神授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的行为方式贫乏单调——如此等等。多元性影响着包含很高价值的实验事业——诸如分子生物学，以及受到轻视的定性学科——如植物学或流变学的科学。*基础的科学——物理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有关空问、时间和物质的统一描述。因此，我们所有的（除了言过其实的许诺和肤浅的流行倾向）不过是基于各种模型的各种方法和一些有限领域的成功，例如，我们所有的是普罗泰哥拉式的实践。
其二，从一个独特的模式过渡到实际事件常常涉及这样颇为可观的改变，以至为了谈及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不同**中的工业通过把它的研究与大学和工程学校分离以及开发更适合于它自己特别需要的程序而认可这个推测。针对科技项目的社会计划、生态研究和效果报告常常提出了一些现存科学不曾回答的问题；那些致力于此研究的人被迫推知、重新勾画边界或者发展全新的观念来突破专业知识的限制。第，客观主义者的方法，特别是在健康、农业和社会工程方面，通迫使现实进入他们的模式而可能成功；接着这些扭曲的社会开始显现被强加模式的形迹。除了它把普罗泰哥拉式的命令链倒置外，这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普罗泰哥拉式的过程。需清点的东西是对起干涉作用的科学家的评判，而不是对受干涉的那些人的评判。第四，这种干涉常常打乱了目的和手段间的脆弱平衡，并且常常是弊大于利——而且现在这些“***”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冯·哈耶克在他的研究著作《自由宪法》（芝加哥1960年，第四章，第54页）中区分了他所称的“自由理论中的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经验的和无系统的，另一种是玄思的和理胜的——前者基于对自然成长但不完全令人理解的传统和习俗的解释，后者旨在构建一个经常尝试但从未成功的乌托邦”。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喜欢前者而不是后者。但前者的传统与普罗泰哥拉的观点联系得更紧密，普罗泰哥拉的“似乎是的”观点反映了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一定程度上未被注意的对碰巧作为运动本质之物的适应。如果讨论在这些适应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如果讨论是由一个自由公民会议来展开以便每个人都有权来充当“智者”，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了我称之为民主相对主义的东西。下一节我会更详细地描述这种社会形式。但在那之前，我想就讨论的概念做些评述。
对普罗泰哥拉的主要反对之一是，不同的普罗泰哥拉式的世界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它们的居民之间彼此不可能有讨论。对一个外部的旁观者而言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对于那些意识到冲突并且在不请求其允许的情况下就可能开始争吵的参与者而言并不正确。对于一个讨论的两派（我把它们称为A和B）无需共有任何因素（意义、意向、主张），这些因素能从他们相互作用中被分离出来，以及能独立地检查这些因素在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即使这样的因素存在的问题依然会出现，即作为外部人的生活，它们又如何能深入这些因素中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主张、论点或信仰会影响参与者的意识和行为。必须要具备的东西是，A有一种印象，即B与他分享着一些东西，并且似乎也意识这一点而有相应的行动；再者，语义学者c在检视A和B时能发展一种共享物以及共享物是如何影响对话的理论。
……

导论
**章 关于相对主义的注释
第二章 理性、色诺芬尼与荷马诸神
第三章 知识与理论的角色
第四章 创造性
第五章 科学和艺术在哲学中的发展
第六章 琐碎的知识：对波普尔哲学之路的评论
第七章 马赫的研究理论及其爱因斯坦的关系
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数学和连续性理论
第九章 伽利略与真理的专制
第十章 普特南论不可通约性
第十一章 文化多元论还是勇敢的新一元论
第十二章 告别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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