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作家,其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被视为人类文化中具有经典性的巨著。本集由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比较全面地呈现了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

总目录
定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

说笑
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理士多德是**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流动、*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车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 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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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一九○一——一九九八年)是当代中国**的学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广为传播的《谈艺灵》、《管锥编》、《围城》等,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为了比较全面地呈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经作者授权,三联书店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钱锺书集》。

钱锺书先生(1910-1998)是当代中国**的学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 中国》一文获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