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大家好!今天来的听众比较多,不到9点就已经坐满了。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虽然也坐满了,但是这么早而且还有站着的,在我看来还是**次。我想这可能因为《金瓶梅》有一层神秘的外衣,大家可能出于好奇心,要揭开这个面纱看看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所以它的吸引力可能反而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更大,我想是这么个缘故。
今天是《金瓶梅》系列讲座的**讲,由我来打**炮,但这个**炮可能打不响。我讲演的题目是《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问句,但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这可能会使大家感到失望。
——刘世德

代序:大学者刘世德 (傅光明)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
话说刘备
吴承恩与《西游记》
《金瓶梅》的作者之谜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后记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丛书之《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该书收录了作者*近两三年在文学馆讲座所作的8篇演讲稿。具体内容包括《的作者与版本》《话说刘备》《吴承恩与》《蒲松龄与》《吴敬梓与》等。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明清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
大学者刘世德(代序) 傅光明
近年来的“红学”热,带动了“读红”、“研红”者数量的激增。无法否认,这是客观效果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令众多的“读红”甚至“ 研红”者感到“红”乱如麻般的困惑,有的已在未知觉间陷入谜局。这么说,好像是标榜在谜局中我自独醒似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可以是一个解谜者。不过,如何划定学术解谜与胡乱猜谜之间的界限,又是个颇费唇舌的事。《红楼梦》本身留下的谜毕竟太多了,导致解谜的视角多也属顺理成章,且解谜者多能自圆其说,以致有谁给挑个刺儿出来,便会媒体左右,网络上下,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如此,在“红学”的江流里,似乎很难见“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
在“研红”的学者中,刘世德先生是方法、路径与众不同的一位,他从版本学的角度,以版本为切人点,不是单纯做版本之间的对勘,而是以此来探索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和艺术构思。这当然须以扎实、严谨、深湛的考据功夫作底子,非常人所能为也。
近年来,常见报道说某某破译、揭秘了“红楼”密码,喜欢弄噱头的媒体便趁势把“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对立起来,动辄就说某某的大作问世,即意味着“主流红学的全面破产”。好像主流红学家们早已经跑马圈地,霸道得眼里根本容不下嚼草根的;而“草根”又非要摆出跟“主流红学”对簿公堂的架势,看你还敢强龙压地头蛇。
在刘先生眼里,其实不仅“红学”,任何一门学问都分两个层面,一是大众的,一是学术的,正好比学者与明星,本属两类物种,各有场域,倒不必非人为弄成隔绝甚至对立。现在的许多情形,是运用简单逻辑把大众与学术搅得水火不容,好像一提学术就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大众只能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而一说大众,学界又嗤之以鼻,以为其只会拿猫脚功夫混饭吃,大可不必理会。于是,学者与明星的混搭横空出世,却也常弄到一种尴尬境地,学界似乎矜持得对明星并不感冒,而明星却晕乎得乱了方寸,攀比出场费的高下暂且不说,有的竟会演算出自我认定为明星加学者等于“部省级文化名人”的荒唐公式。
刘先生是板凳坐得几十年冷的大学者,但只要走近他,会发现他自甘寂寞的学术研究,不仅不会“冷”得拒你千里,且会从中自然流溢出一种浓郁的亲和力。刘先生是有真功夫,有真学识的大学者,从不故弄玄虚,从不石破天晾。我想,这样的能力来自他天赋的学术才华。
想想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通过邀请刘先生来文学馆做学术演讲,得以走近他和他的学术世界,实在是一份幸运。而带给我这一缘分的,是我的好友、《文学遗产》的竺青兄。当时请竺青兄帮忙策划,请学者们来文学馆“品读《水浒传》”,并请刘先生讲《的作者与版本》。
刘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才华、学术功力,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那份强烈的学术自信,深深感染着我。他的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使我获益多多。还记得当我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学馆已经讲过两轮《红楼梦》之后再讲“红”时(前两轮讲“红”,刘先生刚好不在北京),刘先生微笑着说:“我讲‘红’不用准备。” 他开始只准备讲四个题目,讲起来发现有的题目内容得两讲才容得下,便给我发来邮件,“申请”增加一讲。如此往来,*后一直增到七讲。
再加上*近讲的“介绍一部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刚好以8讲“《红楼梦》之谜”单独成集。
刘先生所讲,多源自其学术著作《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书可以传世。我便向刘先生讨要,看后,以为然。同时,刘先生还一口气送了我他写的《红学探索——刻世德论红楼梦》和《曹雪芹祖籍辨证》。读罢,更由心底发出两个字:一为“叹”,二曰“服”。
说心里话,我虽然也忝列学界小有时日,做着令许多人羡慕的学术研究,但通过与刘先生的交往,才发现自己对学术二字,真是无从谈起呢!比如,在刘先生演讲“《红楼梦》后40回作者是谁?”之前,甭说别人,我都在心底问,难道这还有什么讲头儿吗?谁不知道《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书上不白纸黑字印着?不是高鹗,那会是谁?你要说不是高鹗,得以理服人嘛。刘先生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以坚实的考据功夫,一条一条地举证,有内证,有外证,使听者,也包括我,不仅不觉枯燥,而且被带人了一种情境,会觉得离真实越来越近了,直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实证的学问,不见得没有索隐出来的故事好听、有趣。大众不就爱听个“故事”吗?单以刘先生为例,他以如此深厚、令人叹服的版本功力,随时随地以文本为依据,实证地破谜、解疑,没有空穴来风,没有捕风捉影,而是透过一个个的细节线索,缜密地考稽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的变化,探索曹雪芹可能的写作方式。
刘先生以他令人叹佩的学术功力,每次都给听者带来学术惊喜。还是拿《红楼梦》来说事儿,对于普通读者,*熟悉的莫过于以悲剧收场的宝黛钗的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些当年看过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受众,以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全部。而且,有人根本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像刘先生讲到的“迎春问题”,从不同的版本看,竟有七种说法,)而愿意干脆把宝玉和元、迎、探、惜四姐妹,都一股脑看成是贾政和王夫人的亲生儿女。这样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简单了。我小时候,脑子里灌的就是母亲以越剧《红楼梦》为蓝本讲的故事。到我读原著时,才发现里边的人物关系怎么这么乱!根本理不清,想想头都大。慢慢地,又发现《红楼梦》还有那么多复杂的版本问题,真乃中国古代小说中之**奇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先生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般的《红楼梦》读者所忽略的,并非不经意间地忽略,而是根本就注意不到。每次听刘先生演讲之前,我也常在云里雾里,觉得这个题目有那么多可说吗?每次听到*后,又都是云开月朗。
比如,刘先生讲的“两个贾琮”问题。一般读者能有多少人会对贾琮留下印象?贾琮何许人?他跟邢夫人什么关系?他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还是贾府的族人?刘先生以福尔摩斯式的“侦探”,结论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80回,实际上是由初稿和改稿两种成分组成的。在初稿中,贾琮不过是一般的族人。到了改稿,贾琮变成了贾琏的弟弟。由贾琮问题看出,标志着贾府败落的“抄检大观园”故事,是组成曹雪芹初稿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红楼梦》的素材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腐败、没落,一个是我们一般读者都熟知的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两者的合流,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红楼梦》的样子。
刘先生的学术自信,是建立在学术严谨之上。读《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时,见书中收录了一封致冯其庸先生的信《关于曹良臣的几个问题》,信写得干脆利落,没有寒暄,一上来就直陈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证曹良臣的籍贯问题、归葬地点和他的儿子问题,结论甚有说服力”。然后笔锋一转,便说在某处结论上资料还需“有所补充和修正”。再然后,就把自己以前读《明太祖实录》时抄下的相关记载附于后,有14条之多。再再然后,不动声色地说“上述材料,惟有第四条曾被大著征引。其余均在遗漏之列”。*后,刘先生又将自己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几点事实表述出来。不温不火,不急不躁,考而有据,严谨扎实,真一派大学者的学养风范。
何以能如此呢?在刘先生看来,“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向读者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和**呢?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坚持和不断地重复呢?” 所以,他在从事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时,始终“努力以客观的证据为出发点、支撑点,并以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的推测为忌”。他非常清楚,在没有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观的推测都带有冒险性。
他说:“你企图让大家接受你的结论,然而你的结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却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论的基础既然是薄弱的,对大家来说,你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起码的说服力了。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刘先生强调要有实证,他以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我认为,一个公开提出的结论之站得住与否,*起码的检验的条件就是看它是否经受得起来自别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问。”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考据,立新说,*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而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没有证据,考据就与儿戏无异,考据家也就沦为强词夺理的舌辩之徒。没有证据,新说就变成了臆说,并丧失了*起码的说服力。
“证据可以是多种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为主,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辅助性的证据。证据都以确凿可靠为前提。否则,将是软弱无力的、无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
“在立新说时,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证据加以论证之外,还应当注意排斥反证。有反证存在,就说明新说的结论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过于重大,则会造成新的结论有被推翻的危险。” 邓绍基先生在为刘先生所著《曹雪芹祖籍辨证》所写序中说,刘先生的论文“注重实证,论析严密,即使有假设推论,也建筑在对文献材料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万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设推论也注重情理逻辑,而不作无根无稽的和强词夺理的所谓‘推考”’。
跟随刘先生读过研究生、现在同样是知名学者的石昌渝先生,对刘先生身上体现出的“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 ”深有感触,那就是“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时下惯于拿故事戏说学术的浮躁学风,与此相差霄壤,利欲熏心者当警醒。在学术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带来一分收获,任何的假冒伪劣,都不会有学术生命力。
刘先生的“红楼梦之谜”,好似为由繁复的《红楼梦》版本问题而探索目迷五色的“红学”,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红楼梦》中的众多谜团不再“不见其处”,而是变得清晰了一些。“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我想,这正是刘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其他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读者尽可以充分享受由刘先生的版本研究所带来的阅读快感。“研红”对刘先生来说,是精微之处见功夫;“读红”对读者来说,是精微之处见滋味。简单一句话,刘先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读红”、“解红”。
刘先生**次莅临文学馆讲“水浒”的那天,是2003年10月11日,大雨。到2007年10月14日讲《红楼梦》的“眉盦藏本”,几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在文学馆做过16场学术演讲,并由此成为在文学馆演讲场次*多的学者。我不揣冒昧,戏称他为文学馆的“演讲**”。现在来看,这16场演讲像事先分割好了似的,讲《红楼梦》8场,讲其他几部明清小说 (先后依次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恰好也是8讲。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学术演讲录的源与缘。
刘先生不计尊幼,嘱晚学作序。唐突学步,聊以代之。
2007年10月12 Et于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