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七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浓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透视“国学热”。
各位同学:
晚上好!(热烈掌声)
北大学生会的干部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谈谈国学。而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透视国学热”。我没有这么大本事,很难“透视”。因为国学问题非常复杂。我只是和大家谈谈我*近几年的一点感受。
我们的**,甚至整个世界,甚至再大一点——人类,我想,它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我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由原始社会采集狩猎的文明,**次实现了向农业文明的转型。那么,.农业文明持续了几千年,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我们说,实现了第二次大的转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我本人的一个比较愚蠢的猜测,我想我们现代的人类正处在第三次转型。这个转型实际上大家已经清楚了,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这个大家*熟悉,它改变了我们原有的工业文明的一些文化。一些形态。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它就取代或者代替了原有的工业文明的一些主要内容。我想这个转型*重要的标志就是原有的工业文明的价值系统、���值观的转变。而且它逼着人类实现这个转型。这不是我们人类主观愿望上要转型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家谈论*多的就是我们人类面对的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大家也都清楚,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逼着我们人类要实现这样的转化。据科学家的研究调查,不要说整个世界,就我们中国的人口,如果能实现美国人当前的能源消费水平,我们地球的能源只够用60年。这是报纸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否有科学依瞎,我不确定。石油、煤炭、淡水这些资源,如果按照我们目前这个水平发展,全人类都达到目前美国的消费水平,那么不够用60年。有人说要6个地球,才能供应全人类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大家关心这个时局的话,在上个世纪末,首先是欧洲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人类以往的思维方式。以往的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三百年来西方现代性**下的i塞种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谈国学,国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不是几个喜欢国学的人在那里鼓吹一下就能鼓吹起来的。而是当前人类文明的格局和局势确实是在酝酿着一次转型。我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国学热,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全球背景下产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是八三年、八四年,我们曾遭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文化热,这个热度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也做过演讲,课堂里非常拥挤。那么现在——二十年后又回到了国学热。我想比较一下上次的文化热和现在的国学热。
国学热和文化热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从中来透视我们今天国学热的成因。我想,八十年代的之所以叫文化热,现在的叫国学热,当然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个世纪的文化热,我想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眼界不像原来那样闭塞了,眼界开阔了,这是改革开放前没有的。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应该说是打破了我们建国几十年的一个封闭的状况。当时文化热的来势很凶猛,而且它的来临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而来的。在这个情况下,什么东西都进来,大家对什么东西都感觉到新鲜。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是西方文化对我们八十年代的影响。大家知道文化热中有几大派,其中有一派叫做二十一世纪派,就是金观涛他们搞的那个二十一世纪文化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影响很大。这也是改革开放提倡一种眼光向外看,后来他们这派人的成果就是《河殇》。还有一派当时就叫西化派。第三派是一个叫做“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团体,就是中国文化派。这是后来人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派别之争的分析,基本有这三种势力。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这三种势力基本上都重复了五四的东西文化论战。没什么太新的东西,有人把它叫做一次新的文化启蒙。为什么?它不过是把五四时期或者再前一点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东西在八十年代和盘托出罢了。你们那时候可能还年轻,不是很记得,没有参与这个八十年代文化热。如果你参与你就会感到,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文化多元化。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主要是对西方的了解。我们久久没有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对外界的东西都感到新鲜。八十年代文化热输入的这些思想,对当时青年人影响*大。
还有一个现象,八十年代文化热,传统文化处于一种被批判的地位。大家知道《河殇》的影响很大,讲蔚蓝色文明。当时有人到我们北大的讲堂,居然讲我们的民族要赶上世界,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的办法就是请大家把你的头发变成黄头发,要在人种上改变我们黄种人。我不是在这里瞎说,这个人名字我在这里也不说了,他是很**的。所以那个时1嗅这个文化热是很着急。一看世界都走到今天了,我们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因此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又回头归结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当时有很多口号,五四时期的口号都已经出现过了。“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不看中国书”,类似于这样的口号,全都有。所以我个人看法,八十年代文化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一次重复。它发生的必然性,那就是我们**多年的封闭和我们**经济的落后。这种现象也表现了当时我们青年人通过文化来寻找**落后的根源的热情,当然也是一种民族的爱国的思潮,同时也是对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国情不够满意的表现。
当时对文化的界定,为什么是“具有启蒙作用的一次思潮”呢?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文化”的定义有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大家都知道,讨论“文化”的定义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套来。当时我记得粱漱溟先生有个界定,冯友兰先生也有个界定。那个讨论确实是“五四”以后的**次。经过了近五六年的文化热,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都翻译进来了。因此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一次学习。经过大量的讨论、争辩,大家逐渐对文化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个文化是什么呢?后来很多人接受“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样态,生活的方式”这样去理解“文化”,文化——存在的生活样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热在本质上、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这个国学热是什么?首先是国学。所以人们又追问什么是国学?国学很难界定。国学的概念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个产物,出现在清末民初。它是近代的产物,“国学”的提出是对当时西化的一种反应。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上,总是没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讲国学好呢还是西学好呢,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国学总是被动的。所以当时对国学下的定义,实际上都是一个同义的反复。*初有人说是“国粹”,“国粹”这个词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当时西化派批评“什么国粹,都是国糠”。“粹”和“糠”都带“米”字旁,“粹”是精粹,“糠”是糟糠,所以后来这些讲“国粹”的人有点被动,不说“国粹”了,改叫“国故”。国故是什么?按照西方人的一些想法,所谓国故,就是博物馆里的一些东西,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一些死的东西,不会是新的。所以这个“国故”也被扬弃了,这个说法也不好。一说“国故”就成了保守派了,老古董了。当时梁漱溟先生有一次在北大讲演的时候说:人们都说我是国故派,但其实我不是国故派。我是讲孔子,孔子就是国故?孔子的思想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不讲孔子,谁讲孔子?所以“国故”是指的一个对象,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学问。后来又变成“国学”——它是门学问,是一门很有生命力的学问,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后来章太炎先生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他们给国学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一国固有之学”,或者叫“一国自有之学”。“一国固有之学”,它是在历史环境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等特定条件下,在它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中所产生的学问。简单来说,这就是国学。用今天的话说,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有人把国学成为所谓的国魂。章太炎先生有句话:“夫国学者,**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国学亡了国就不可能立,他这个思想也是古人早就说过的。《左传》里有这么句话“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在天下总是要有这个**立足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古人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学。它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民族这样一个传统的思想基础上。
大家知道孔子,孔子是个传统主义者,与老子、庄子不同。儒家是历史主义,传统主义,当然也是文化的保守主义。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我们说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内容多半在孔子以前就有了。儒家学派成立后,把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结晶继承下来。
什么叫儒学?儒学的一个定义就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所以我们说儒学,或者孔子,它是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里面,吸收了后来成为儒家的核心的价值理念——仁义,仁学。所以儒家常常引用“诗日”“书日”“礼日”“春秋日”等言。
道家却不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说道家有反传统的倾向。道家不言“六经”,大家看老子庄子引六经,都是从反面,把六经当作圣人的口糠来引的,而且常常通过引六经来挖苦六经,挖苦儒家。所以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祖,真正的中国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不是孔子。冯友兰则说是孔子。这两位先生谁坐中国文化的头一把交椅——这就是儒道之争。冯友兰先生和胡适先生,一个认为应该从孔子讲起,一个认为应该从老子讲起。因为胡适是反传统主义者。他是西化派的。但实际上孔子和老子的区别,儒道的区别,只是对就夏商周三代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应该继承还是反对的不同见解。孔子是从六经的角度来吸收传统文化的。而老子不是,他是从另外的角度。照我看他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三代的自然科学,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周易的思想。因为老子是史宫,老子的思想,老子的哲学,老子的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对周易的解释。这种思想孔子没有,《论语》中涉及《周易》甚少。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后来孟子也没有谈到。另一个来源是民间的。它们的来源不同,但都来源于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明。
同时,这也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轴心期的文明。大家知道轴心期的概念,就是人类文明在公元前八百年之内,人类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所实现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就是指人对所面对的、构成人的处境的那个客观环境的认识产生了一种理性的飞跃。有了这种飞跃,人文的东西才从宗教中解脱出来。我们中国人实现这样一个解脱应该说是在春秋时期。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早熟,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比较早地实现了这种人和神的分离。原有的巫文化传统,早期的宗教传统,被春秋时期出现的一股比较强大的人文思潮所打破。以儒家和道家为先驱的诸子百家都企图从原有的宗教神学中脱离出来。这样一个哲学的突破,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哲学上由原来的早期的宗教的巫术的文化进入到一个理性的世界。这是诸子百家在春秋末到战国初期完成的。到汉代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西方人认为,轴心期的文化*能代表这个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因为在古代那样一个交通地理环境下,文化交流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物质交流的程度——比如说物种的,像引进西红柿之类的。真正的思想交流在轴心期做不到。它是各个民族独自完成的,所以它有自己的特点。印度的,中国的,希伯来的,两河流域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在轴心期有了自己的文化并使之走向成熟。因此,人类每到一次历史的转折时期,一次文明飞跃的时期,都往往回顾轴心期的文化,从轴心期的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点燃思想的火焰。
这当然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及欧洲启蒙运动上的说法。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完成这样的运动。我们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彻底完成,但是它确实存在过。就我个人的看法,欧洲十八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形成。它的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人和神的抗争,人文和宗教的抗争。十八世纪欧洲一些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都非常强调理性。如英国的培根,提出工具理性问题,知识问题。“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一种工具”。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从我们中国,从儒家这里,吸取营养,认识到中国儒家伦理就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理性主义。于是,中国的书籍大量在十八世纪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那些启蒙思想家们都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一个世纪。*近有一个法国人写了本书讲这个历史。我们只说“西学东渐”,不太重视“东学西渐”的问题。实际上十八世纪欧洲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完全典型的理性主义文化。
孔子早在两干多年前就讲了“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表明儒家对鬼神的解释都是泛神论的解释。什么叫鬼神?“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而即其发见之象、变动之几是也”,用阴阳二气来解释鬼神。而鬼和神就是阴阳二气的作用。早在孔子前,在《国语•周语》里面有一段叫《伯阳父论地震》。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中国地震的**次记录,发生在周幽王的时候。这个地震用什么来解释?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就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追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阴阳二气产生激烈的摩擦碰撞,*后阳气为了冲破阴气对它的堵塞,就爆发出来了。没有用鬼神来解释地震。所以说经过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努力,我们的文化已经成为人文主义的文化。当然它带来的问题可以再研究。
中国文化缺少宗教性,有比较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人文”这个词也是在《周易》中出现的,同时在周易中首先出现的还有天文。“刚柔交锴,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什么是文明?“山下有火”,离是火,艮是山。文明就像火光照亮黑暗的山谷一样。文就是饰,就是所谓“伪”,文明需要人的努力和作为。“人为”为“伪”,这个“伪”本来不是贬义的,就是一种人为,人所创造的文化就是文明。所以人类要止于文明。这个“止”就是《大学》里说的“止于至善”。人类要有至善的理想和追求。追求一种文明这才是人文。所以十八世纪欧洲人把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孟,四书的系统,周易的系统,都译成西方的文字。大家都知道《周易》对莱布尼茨的影响。一开始我们认为是中国人在自作多情,你看我们怎么能影响莱布尼茨呢?但后来证明,《周易》对莱布尼茨的影响确实很大。而且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有关于中国的论文,现在都陆续在出版。经济学家有奎奈,哲学家莱布尼茨,文学家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都有关于中国的论文。西方人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工业革命,文明的转型从西方开始。
我们中国从十七世纪开始也面对这样一个机会。十七世纪,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大家看明末时期的一些著作,比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和传统的程朱理学有巨大的差别。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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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专心致志于有关宇宙成物的知识时,当我进行怀疑、并把它作为达到确定性的途径时,我必然沉浸于万物之中,我完全抛开我自身,我的目的,我的幸福和我的存在。这种“忘我”的境界中,我将以获得这种知识为满足。
——雅斯贝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