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讲述了曾国藩的生平及其成功的人生经历,忠实地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的曾国藩。

五唱朝阳
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一般只有在戏剧里面看的到,而今却实实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身上。曾国藩何以能有如此殊荣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一种说法是,此人才具平平,然而却官运很好,当时,左宗棠就持这种看法。一种说法是,靠的是此人攀上了穆彰阿的这棵大树,有了这个大靠山。野史记载,一次,朝廷传旨让曾国藩次日中午在养性殿等候召见。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在养性殿端坐一个多时辰,不见动静。正在纳闷之中,有人传旨说改在明天上午的养心殿见驾。曾氏颇生奇怪,便去请教他的座师、时任大学士的穆彰阿。穆也思考良久,此类事情从未有过,莫非皇上有什么用意。于是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养性殿太监,让他将殿内四壁所挂字画全部抄录下来送至穆府。他对曾国藩说,养性殿是收藏字画的宫殿,从来不是皇帝见臣工之所,赶快将这些字画记熟,定有大用。果然,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便问起先天在养性殿所见字画的情景,曾氏因而应对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便青云直上。
果真如此吗?清代皇帝仅仅就凭一个人对字画的熟悉程度而越给提拔?更兼道光时期,内忧我患,纷至沓来,年青的道光皇帝也不是那么昏庸,要这种人才于**何益?上述说法,仿佛是说曾国藩的青云直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阿谀奉承”、巴结满洲权贵所得。或者仅仅是靠运气而已。前者是后人为了抬洪贬曾,后者只是当时人嫉妒心理的作用而已。
事实并不如此。曾国藩一生性格梗直,平素轻易不结交权贵。举个例子,当年八大臣辅政之时,肃顺权势中天,而曾国藩竟无一书���与他。而肃顺依然对他重用不减。在京时,作为礼部一高官,本来按例皇帝赏给大臣父母荫福的文书是不用曾国藩开口的,然而,由于曾氏不想花钱打点礼部办事人员,故而一纸文书一拖再拖。
曾国藩的“进步”,固然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等人的**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人的努力。有清一代,对汉人的提拔,其要求往往要比对满人的要求高得多,严格得多。穆彰阿,还包括倭仁等人,对一个汉人的赏识,一方面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一方面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当是时,满人对汉人在朝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心有不服,嫉贤妨能之辈大有人在。而要越级提拔一个汉人,倘若不能让满大臣心服口服的话,皇帝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古往今来,无数能做到二品大员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龄了。
细思曾国藩“进步”之谜,不出乎以下两条。一是进德,一是修业。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沗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一个人身上。一是天意;一是他人;一是自我。天意从来高难问,曾氏笃信天命,凡成功一事,他必分一半功于天。他人则起着一种制约或者推动力的作用,所谓“出门靠朋友”即是此类。故曾国藩在京城之时,一是乐意广交朋友,二是遍求名师。曾氏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在他出征十余年间尽行可知。他自己说:“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和朋友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他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的声名并不好,但倭仁所教他二字“研己”之修身要诀,却成为曾氏终身受用的法宝,他佩服左宗棠的正是此二字。他向同乡前辈唐鉴虚心请教,唐鉴所指出的二点均为曾氏所接受,并终生奉行不悖。一是如何读书之法,文章、义理、考据三学问中,义理为首;二是静字工夫。这对于后来曾国藩行军打仗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而唐鉴深受咸丰皇帝的信任,一月之内连续召见他十五次,来征询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朝廷才得以让丁忧在乡的曾国藩出山组建团练,经营湘军,而且唐鉴还为他打下了伏笔,说作为书生出身且久做京官不懂军旅疏于民政的士大夫,开始之时必然不顺,但皇帝对他要有耐心,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这样,曾国藩在出师之初屡战屡败,而朝廷依然信任他,莫不与此有关。另外,士大夫舆论,一定会对这种与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密切,且有师生关系的青年士人格外看重,这正是曾国藩拜师所得到的一些看不见的好处。中国读书人都有好为人师之癖,那些官位高有学识的人也自然对那些甘心拜己为师的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呆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为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叶,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做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又是一个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十四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英雄慧眼
三国时期的曹操会用人,世有公认。然则曹操只会用人,深暗用人之道,却不会识人。换句话说,曹操只会用一些大家公认有才能的人,他的所谓"知人善任",大都借助于清议(大家公认的人物)或别人的荐举。比如在关东义兵起而讨伐董卓之时,刘关张三人均随公孙瓒一起参加了这件大事。曹操也在其间,但看着这三位英雄,曹操却不识货。偏偏等到要"青梅煮酒"之时,方才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说,有的人认为正是曹操会识人之处。其实不然,当是时,刘备己经被皇帝尊为皇叔,世人皆知,加之他与刘备同朝为官,多有交往,方知此人有英雄气,将来必为大患。借"青梅煮酒"不在要称赞或者收买刘备,而是在试探。这算不得曹操会识人。同样,在军前,曹操己识关羽,却也不识其为英雄,直到后来关羽打了败仗,才欲结其心,多方收买。曹操身边的谋士、大将都不是曹操识人识出来的,大都要么是久闻某某名气很大,想招他过来,要么是这些人自己找上门来,或者别人**过来。如荀彧是从袁绍帐前投诚过来的,荀攸、钟繇、郭嘉是荀彧**过来的,特别是郭嘉,是曹操一生中*得力的谋士,此人也是从袁绍处投诚过来的。许攸也是如此。曹操肯听他们的计策,并不是因为曹操会看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故而相信。曹操自己发现的谋士或将领倒很难数得出一两个。*为典型的还有陈宫,此人是个颇有份量的智谋之士,当初放弃县令不做,跟随曹操逃亡,可曹操并不识此人的能量,结果眼睁睁看着这位奇才离自己而去。结果正是这位曾跟自己有过交情的陈宫,使曹操吃尽了苦头。类似的事情太多,不必多举。
而曾国藩却不一样。曾国藩不仅会用人,深通用人之道,而且会识人。在此方面要比曹操高出几筹。先不说别的,光是从他所拜的名师就可以看出,唐鉴、倭仁、穆彰阿等这些上文都有过交代的人物,都是既有实学又是皇帝身边的重臣,曾国藩选择他们为师,就是一种不凡的眼光,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善识人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几例。
一是识江忠源。江是湖南新宁人,字岷樵。道光二十四年以举人身份进京科考,没有中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前来拜访曾国藩。这样一个举人身份的人,曾国藩见得多了,而且据载,江任侠,不拘小节,在曾国藩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官僚面前也毫无顾忌。不想,曾国藩却识得此人是一个****的人才,因而初次相见,即谈笑甚欢。他的门生黎庶昌所编的《曾国藩年谱》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乍一见面,即预料别人必将建立功名,而且又会死于节义,不光是听者不信,就是江忠源本人要是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当是时,谁也无法预料到会有太平天国这种战事发生,此时离太平天国造反尚有数年之遥。若干年,曾国藩的这番预言竟然都一一应验。
再举一例。曾国藩在见到恭亲王奕?之前,曾看到一张他的照片,曾氏就对他的幕僚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人倒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可惜举止略微轻佻了一些,看来难以托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还有一回,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带三个人来见曾氏,曾从外面回来,目不斜视三人,坐定,李鸿章请老师派此三人的工作,谁知李刚开口,曾国藩便径直把三人的工作分派待定。原来曾国藩只看他们的面相即己知他们各自所长。据载,曾国藩对"相术"颇有研究,并且总结道: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曾国藩识人有术,如今也渐为世所公认。那么,他凭的是什么来识人呢?
曾国藩识人之道,归结起来有这么几点:
一是他深知人物心性才情变化的九大征状。"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哪九征呢?"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这实际上就是九种识之法。观神识人,通过看一个的神,可以辨别他的忠奸贤肖;观精识人,可以看出他是否聪明;观筋识人,可以识出他的胆量;观骨识人,可以知道他的强弱;观气识人,可以发现他是否沉得住气,是否具有临危不乱的素质;观色识人,可以知道他的情绪状态,厚道之人,气色温和柔顺,勇敢之人,气色刚毅,聪明的人,气色豁达。观仪识人,可以识其修养高低,"端庄厚重是贵相";观容识人,可以识其内心品质;观言识人,可以判断其性格,所谓言为心声,性急之人,说话爽快;性柔之人,说话平缓。
三国里,有西域使者来访,曹操相貌长得不怎么美,为了不让外人瞧不起中国,他让侍卫扮做自己来接见使者,自己则在身边充当侍卫,事后,西域使者说,曹操身边站立的那个人才有真英雄的气质,一句话识破了曹操的心思,曹操害怕就派人把使者杀了。这就是善于识人的生动例子。
二是曾国藩懂得人才的等级层次。"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人才的五大层次等级在此一一分明。兼德、兼才、偏才、依似、间杂各有所称。所谓兼德之人,器识俱深,德才兼备,集中了"九征"的所有优点和品德,是圣人**之才;兼才之人,在德行方面稍逊于前者,但具有"九征"的绝大部分优点,是**栋梁之才,可以安邦,可以定国;偏才之人,某一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以才闻名,又有气度,可以独挡一面;依似之人,表面上具有某些德才,实则难以成就大事,像马谡之类;间杂之人,是心无定性,随风而倒,胸无定见,业无恒心的人。
曾国藩慧眼识江忠源,所依据的正是上述识人之道。他识人尤重神骨,"文人先观神骨",因为形出处于神,而为神之表,犹日月之光,外照万物,其神固在日月之内也。
不过,人的精神状态,又有两种表现,一是自然流露,一是勉为抖擞。换言之即是假振作和真流露。他说:"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意思是说,故意振作精神,难以坚持很久,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精神,后继有力,故能持久。尽管曾氏自己有时也是勉力抖擞精神,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言行都体现出一种精神的自然流露。
太平天国里有南王冯云山会相术,他相中了洪秀全有异相,并且笃信之,然则他的相术却无法相中自己竟然出师不久即命丧于蓑衣渡。曾国藩也颇会相术,但他的相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自是别一种精神在里面。他打比方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就是说,事情尚未做完,可看一个人的心态;事情做完了,不能光看结果,还要看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样方才识得良才。就好比女红,其活是精是粗,寄托着一个女人的心思和精神在里面。
曾国藩自己也是非常重视自己的神骨的培养的,早年,他自己做有一对联:
养活一团春意思
撑起两根穷骨头。
说的便是神骨。
他死后,有好友书挽联曰: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 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将略**,经术又**,蒋阜秦淮,**无陨,廿六载 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其畏友左宗棠的挽联更加明确: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驭下有术
治军之道或曰为将之道在得人,这一点曾国藩多次强调,而且屡次在给九弟的信中作为金针来传授。同样是用人,曾国藩与曹操比起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大的差别是身份的不同。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名存实亡,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在他手上,他想封哪个就封哪个,他想奖哪个就奖哪个,不受约束,所以用起人来得心顺手。而曾国藩却没有他一半的便利,他上有皇帝(两宫太后)、权势极大的满洲权贵;周围都是与他平级而且实力不菲的封疆大吏,掣肘和清议随时都有;下有能征善战之悍将、满腹经纶的才子。就是他本人也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以一个在籍侍郎而为湘军统帅,军费只能靠自己筹划,人才只能靠自己的关系和自身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曾国藩和曹操竞争人才,无疑不是他的对手。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情势,当是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胜过曹操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古往今来,凡称用人之道,即作为道,就都有共同的特点,一般的规律。众所周知,曹操用人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曾国藩也何尝不是。曹操看重人才的真本事,而不是嘴上功夫。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德与才、名与实、��和廉、忠与降这些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与曹操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曾国藩与曹操成大事之初,一样都手中无权,身边无粮。但两人均能空手赤拳办大事,所得者就在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这么说,当今世界什么*贵?答曰两个字:人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人才人才,就是能办实事之人。曾、曹都是这样。所以两人一开始都注重网罗能够办实事的人才。曹操有句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曾国藩则有句名言:"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语虽不同,其实一也。大概还是从曹操那里化出来的。他还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故后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立下天下**功之后,封爵开府,名满天下,而他反而时时战战粟粟,多次上表要求开缺他的职位甚至爵位。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深谋远虑,后来朝廷命他出征捻军,一个在江南战场享有大功大名的人竟然对付不了实力远不如太平军的捻匪,于是各种非议纷至沓来,甚至危及他的一生英名。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
曾国藩同样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之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易让人生厌。一个人要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和曹操稍有不同的话,那么,曹操用人是不管名人还是非名人都来者不拒;而曾国藩用人却着意自己培养和提携。
曾国藩对人才培养还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所谓"转移之道",就是根据时俗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正。如吏治松驰,就要严刑峻法;如社会风气虚浮好名,那么就要改变浮夸之风,如大多数人墨守成规,那么就是提倡有作为。所谓培养之方,有教诲、甄别、保举和超升。教诲就是有奖有罚;甄别就是去莠存兰,去小人存君子;保举就是向朝廷**人才;超升就是越级提拔人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人才譬如庄稼,教诲好比栽培,甄别就是分别田间的良莠,保举就好比灌溉,越级提拔就好比及时之甘霖。所谓考察之法,就是通过对人才的言行的考察来识人。既可以当面询问,也需要书面考察。书面考察,曾国藩提出了通过大臣的奏折来考察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自己也很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认为能够写好奏折的人肯定也能够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思路、才华、组织能力、识见都能体现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就被当时人称为"天下**奏折"。
曾崇尚理学,尤其是汉学,深信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而不在言语。察人识人是曾国藩胜过曹操之处,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要有三个特点:**是一个"恒"字。他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并且他还能时时对照检讨自己缺乏"恒"字的行为。能够守一"恒"字的人必定能成大事;第二个是一个"勤"字。勤能通神,曾国藩一生用"勤"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之,而且把它做为人生"八本"之一传授后人。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便可日起而有功。他有一篇《克勤小物》的文章,就是专门谈百尺栋如何从平地始,万石之钟如何从一铢一两累起的。不仅做事要勤,而且精神也要勤,所谓"精神愈用则愈出",这实际上是在人的精神面貌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勤奋不勤奋,在精神上也要看得出来,就是常用精神。第三个字是"志"。这自不必说了,曾身边所用之人哪一个没有远大抱负?但"志"不是空谈清议,而是从点滴做起,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从"克勤小物"做起。"志"也就是"器具",他深爱"才大器大"四字,甚至在他看来,才干之大小取决于器具之大小。"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器具就是度量,就是胸襟,就是见识。决不是空谈,不是志大才疏。"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味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具体到对将才的认识,曾国藩既有自己的理论认识,又能做到用人得当。他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那么这四者如何来求得呢?曾国藩在给九弟指教的时候说了:"**、第二端不可求之于牟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牟中亦未始无材也。"这就是曾氏识人之*大特长,只恐是曹操不可及也。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就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的使用,甚至在关键场合重用。曾国藩手下有两个有名的"缺德"之人。一是李鸿章。没有恒字是李鸿章一大缺点,曾国藩又爱其才,为了对付这一点,曾有一次专门教训了他一顿。曾国藩军中规定要早起,而李鸿章开始还可以,慢慢就做不到,一次吃早饭时李鸿章还没起床,曾派有催了好几次,见躲不过,李又暴露了他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诚实,他撒谎说身体不适。结果曾国藩大发脾气,掷了筷子,说非要等到人齐才开饭。这样李鸿章才怕了。贪财是李鸿章第二大特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之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不如他能带兵打仗重要。二是黄冕。前面说过,此人有大才干,但为官贪。曾国藩不仅说他,反而委他以筹办粮饷之重任,并经常保举他。不过这种人,曾国藩始终是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两个例子,都是曾国藩用人有道驭下有术的表现。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同样把他们纳入有才无德者之列,并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认为这种人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片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牟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撞,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后他归诸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如鲍超。鲍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因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另眼相看,相反一开始就信任他。他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自己在长沙招募而来的。并以他的名字号为霆字营。此人骁勇善战而且敢战,因此也屡建奇功,鲍超本人也官升得很快。正因为鲍超不是读书人,因而他的部队军纪也很差。有时候军纪差的部队倒反而能打胜仗,如今在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也很有些类似,这很有意思。
曾国藩也知道霆字营抢掠财物、嫖娼赌博种种劣迹,心里也不免忧虑,甚至还专门做诗讽刺:"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也常在信中与九弟商量如何处理这种事。大概因为鲍超敢打硬仗,而且多次解救困境中的曾国藩,曾也并没有怎么处置他,对他的信任依旧。野史说,鲍超曾经被围,叫手下作书求救于曾国藩,不料自己没读书,其手下的人竟然也写不好一封求救信。鲍超急了,一把夺过纸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在圈外打上密密麻麻的墨点,在圈里画一个歪歪扭扭的鲍字,打发人送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了鲍超的意思,还笑着称赞这是一封鸡毛信。
和鲍超类似但又不同的悍将还有一个叫陈国瑞的。鲍超的问题是军纪差,陈国瑞的问题是自己差。陈也是反水过来的,前面我们提到过他,说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问题在于好私斗,竟然敢和别的部队开明仗,抢盐包,也敢和商人开明仗,对地方对百姓多有骚扰,简直是明止张胆。又喜欢吸鸦片,可因一点小事杀手下,对其他将帅也很无礼,并且有时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喊我要造反。然而,这个人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还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亲近,又不好色又不贪财。面对这样的部下,还真有些让人为难。处置吧,又可惜了;不处置吧,又是非太多。此时便见出曾国藩驭人有术之高明了。他采用的其实仍然是恩威并施四个字,但给人的启发却不止这四个字。恩威并施有收买之意,然而,曾不在收买他,而是针对此人本性,希望能成为一代名将,故而处处考虑到他这一点,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数出来,让他自己选择。而且在处理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及私恶。目的就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这样一来还是收到了驾驭手下、收买悍将的效果。
曾国藩以一个书生,能成功地统帅数十万将士,效命沙场,而且虽然临阵逃跑者有过,但绝少临阵投降之辈。倘若没有他那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又如何能建立如此功名?直到今天,我们的官场、商场***都应该好好学习他的用人之道、驭人之术。

引子
酿酒者说
一个疑问
一代名儒
十年征衣
龙蛇起陆
再破天荒
五唱朝阳
英雄慧眼
驭下有术
天下归心
深谋远虑
君臣斗法
风云突变
洞庭春潮
楚云飞渡
天不灭曾
湖湘巫风
一生三变
诚信外交
用破机心
自剪羽翼
中兴梦醒
名毁津门
魂归麓山
称帝之谜
敌友共依
卧龙再世——左宗棠
义薄云天——江忠源
春风怒号——罗泽南
湘水扬波——彭玉麟
衡阳雁去——胡林翼
午君谜案——曾国华
老九出山——曾国荃
四海一刘——刘蓉
走向世界——郭嵩焘
合肥宰相——李鸿章
湘水余波——王闿运及《湘军志》

唐浩明题字,王跃文作序,曾国藩真实形象的震撼还原。
《百家讲坛》杂志****。
湖湘才子品读曾国藩。
名儒,名将,名相,贤兄,朗师,益友,霸得蛮,不怕死,有血性,中兴功臣,理学宗师,这些溢美之辞说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人——曾国藩。
非小说,非历史,一家之言,充满阅读之趣。
这部书并不是一开始就先验地把曾国藩当作高官、学者、统帅来对待,而是从他的生存境遇切入,首先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邻。
书里写曾国藩的朋友,写他的对头,写他的同事,写他的上司;也写他们之间的相处言谈,写他们的嬉笑怒骂。这样的眼光和视角看曾国藩,就没有既定的意识形态。没有通常的观念在先。
我们打开这部书,就好像打开自家的一扇门。看到的是一个很随和的邻里知己。很多历史人物被诸多正式史料、外界传说勾画出来的形象。同乡邻们口碑中的形象相比大有出入。然而这部书既不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却充满了阅读的趣味——几分亲和,几分顽皮。又有几分辛辣。
——王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