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山》(美)牟敦方光珞郑至丽

内容提要

1948年的美国,一位隐修士对年轻时的自我做了*深沉的反省,写成了《七重山》这部**的自传。幼年失怙的他,一直过着荒唐、飘荡的岁月,没有真理的引导,没有天主荣光的照耀。然而,长久以来周遭的宗教事物与经验,却又让他隐隐感到天主在指引着他。在历尽各种困顿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天主,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七重山”一名出自但丁的《神曲》,意指在炼狱中经历种种艰困、*终攀至天庭的过程,作者以此自喻从荒唐无知到发现真理的不寻常一生。他以极其优美的笔触写下自己的精神传记,让读者见其文如见其人:阅读这本书,不仅能指引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亟欲破茧而出、寻求心灵平静的渴望与动力。
美国**诗人范多伦曾说:“经典就是一本一印再印的书。”《七重山》甫一推出,立即列入美国该年度畅销书第五名,六十年来全球销售数百万册。如今这本书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在这混乱虚无的年代,更能显示出这部经典的价值。

文章节选

**部
1 囚犯的基地
一九一五年一月的*后**,在宝瓶宫星座下,于战火连天之年,我在西班牙边界的法国山脚下出世。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为天主(译注:本书关于宗教词汇的翻译一律采用天主教译名,参考资料为《天主教英汉袖珍辞典》[天主教恒毅月刊社]与《神学辞典》[光启出版社];关于圣经引文,则采用思高圣经学会译释之圣经)依照袍的肖像所造,但是我的自私心与狂妄的个性束缚了自己,使我的形象变得与我前来投生的世界一般无二。这世界像是地狱的写照,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爱天主,同时也憎恨天主;原本应该敬爱天主,实际上却生活于恐惧、无助且自我矛盾的饥渴中。
我出生在家中,此处距马恩河(Marne River)不出几百英里,当时人们正沿着河岸在没有枝叶的树林里,冒雨从壕沟中打捞出混杂在死马及毁坏的七十五英厘野炮之中的腐烂人尸。
我的双亲就是那个世界的囚俘,他们明白自己不属于那种环境,只是无法离开。他们之所以和环境格格不入,并非因为他们是圣贤,而是因为他们与一般人有点不同:他们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特征就是超越其周遭环境,但是并不脱离
世界。
我父亲的画风与塞尚(PaulCezanne)相似,而且他和塞尚一样,都很了解法国南部的山水风景。他的世界观相当明智、平稳,充满了对格局、万物之间关系的崇敬,表露出个体、受造物与四周环境的关联。他的见解是宗教化的,而且很纯洁,所以他的画作没有过分的修饰或多余的诠释,因为有信仰的人珍惜天主创造的万物,认为万物有自身的个体性。我父亲是个**的艺术家。
我的双亲从未被浮浅短见蒙蔽,他们不像一般人除了汽车、电影、冰箱内有些什么、报纸上的新闻或邻人离婚的事情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从父亲那儿,我承继了他对事物的看法和正直的个性;由母亲那儿,我承继了她的多才多艺和对紊乱世界的不满;由他们共同拥有的特征,我获得了肯工作、有远见、享受生命及表达自我的能力。如果这个世界依正道而行,我拥有的信念和能耐就足以让我活得像个王公贵人了。我们家从来不曾富裕,但是连傻子都知道,没有钱财仍然可以享受快乐的生命。
如果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就是真实的——如果你需要的快乐只是抓住一切、看清每一件事、探讨自己的感受,而且能评论这一切,那么我应该是个很快活的人;从摇篮期到现在,我可以算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
如果幸福快乐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在我成年之后就不会加入特拉比斯修道会(Trappist)成为修士了。
2
我的双亲分别由天之涯、海之角来到普拉德(Prades),他们在这儿待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待太久;待我出生了,能站在自己的小脚上之后,他们就再度上路。他们继续跋涉,而我也跟着他们步上漫长的旅途;对我们三人而言,如今这段旅程均已告一段落。
父亲来自地球另一边,从新西兰越过千山万水来到法国。从照片上看来,他的故乡基督城(Christchurch)和伦敦近郊很像,或许较干净些。新西兰艳阳高照的日子较多,我猜住在那儿的人也较健康。
我的父亲名叫欧文·牟敦(Owen Merton)。欧文这个名字来自他母亲家,他们在威尔斯住了好几代,我猜他们原籍应该是在苏格兰低地。我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基督城的基督学院教授音乐。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个性独立的人。他向我描述新西兰南岛的丘陵和山地,以及他常去的绵羊牧场与树林。他说,有一次一支南极探险队伍到那儿,他差点就跟着他们去南极;若果真如此,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在南极冻毙,因为那支探险队伍没有人生还。
父亲决定要研习艺术时,遇到重重阻拦,很难让亲人接受他选择了艺术为职业。*后,他终于前往伦敦,然后到达巴黎。他在巴黎遇到我的母亲,两人结了婚,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西兰。
我的母亲是美国人。我看过一张她的相片,是个娇小纤瘦却很机警的小妇人,面容严肃、紧张又敏锐。这与我对她的记忆相当吻合,她总是对我——她的儿子——那么担忧、严厉、性急又挑剔,但是在家人口中却总是快乐开朗。母亲过世后,外祖母保留了一大把她的红头发,母亲寄宿学生时代爽朗的笑声好像永远回荡在外祖母的记忆中。
我认为母亲是个怀有不能满足的梦想的人,而且永远在追寻至善,无论是对艺术、室内装饰、舞蹈、家务、甚至是教育子女,都要追求**。或许这就是在我印象中母亲总是显得忧心忡忡的原因,我这身为长子的孩子如此不**,对她而言是个大大的失误。我写这本书或许不能证明任何事,但至少可证明我的确不是任何人心目中的理想孩子。我看过母亲保存的一册日记,写于我的婴儿期与幼年期,日记中流露出她对我的顽固个性和似乎能自由放任而毫无定性地生长感到非常惊讶,这些都不是她原先期望的。例如,我还不到四岁就莫名其妙地对厨房内的煤气灯肃然起敬,那简直是礼拜式的崇敬;母亲不认为上教堂或学习宗教礼仪是教育现代儿童的重要科目,我猜,她认为让我自由发展就能成为安分守己的人,不否认神的存在,又不会被迷信戕害。
我会在普拉德受洗全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出自根深蒂固的英国国教家庭。不过,给我施洗礼的圣水效力一定不够,无法纠正我的放任个性,也无法将我的灵魂从魔鬼的吸血魔掌中解救出来。
为了实现梦想,父亲来到庇里牛斯(Pyreness)山区,他的愿望比起母亲凡事追求**的理想单纯多了,也具体、实际多了。父亲希望在法国找个地方定居、养家和作画,不必依靠什么;事实上我们也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赖以为生。
在普拉德时,父亲和母亲有许多朋友。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作画的画板堆在屋角,整间屋子都闻得到新鲜油彩、水彩和廉价烟草、煮饭烧菜的味道。后来从巴黎南下造访的朋友更多了,母亲喜欢在山丘上张着大帆布阳伞作画,父亲则喜欢在艳阳下作画,他们的朋友都喜欢一边喝着红酒、一边遥望坎尼古(Canigou)山谷和山坡上的修道院。
那一带山区有好几处修道院遗址,回想起来心里总是充满崇敬。那些整齐古老的大石块砌出的修道院和低矮的拱门,都是修士一砖一瓦搭建而成的,也许他们曾经为**的我祈祷求福。圣玛尔定(St.Martin)和修士的守护圣徒圣弥格天使长(St.Michael theArchangel)在那一带山区都有教堂,此外还有坎尼古的圣玛尔定教堂、寇萨的圣米歇尔教堂(Saint Michel-de-Cuxa)。我对那些地方怀有特殊怀念之情本是天经地义的吧?
二十多年后,其中一座修道院跟我一起横渡了大西洋,我们将修道院的石砖一块块分开,运到这儿,然后选在我方便到达之处一块块堆砌重建。当时我亟需见到真正的修道院,亟需见到一个人做了理智抉择之后的住所,住在修道院的人绝不会沦落至有如丧家之犬一般。现在寇萨的圣米歇尔教堂已经完全修复,成为纽约城北公园里一间特别而小巧的博物馆,放眼可见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在这儿不会感觉到置身于大都会中。它现在的名字就叫静修院,虽然是个拼凑综合体,却保持了相当原有的实质,隐藏在树木及帕利塞德(Palisades)峭壁间,与四周的都市环境形成全然的对比。
那时,由外地来到普拉德的客人经常将报纸成卷塞在外衣口袋中带来给我们看,还带来许多印有爱国宣传漫画的明信片,传达联军打败德军的消息。我的外祖父母住在美国,他们一直为住在战区的女儿一家操心,显然我们不能在普拉德久待了。
当时我刚满周岁,对这趟旅行毫无记忆,据说我们是在波尔多(Bordeaux)上船的,大船前方甲板上还装设了大炮。我也不记得横渡大西洋的情景,不知道当时遇到德国潜艇的惊险,至于如何在纽约登陆、到达这块没有战争的新大陆的情景也不记得了;不过,当年我的美籍外祖父母初次见到女婿和外孙的情景倒不难推想。
家人都称我外祖父为“老爸”,他是个爽朗有活力的人,不论在岸边、船上、火车上,或是在车站、电梯内、公车上,还是在旅馆、餐馆里,他总是兴头十足,对人发号施令,做出新的安排,随兴所至临时改变计划。外祖母正好相反,大家称她为“好婆婆”,天生就慢条斯理、迟疑不决、不爱活动,她的慢动作与外祖父的过分性急对照之下加倍显出两人的差距;外祖父愈是有劲、发号施令愈大声,外祖母就更加迟疑不前。这种分歧在一九一六年似乎还不太明显,我想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真正造成繁杂严重的冲突已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毫无疑问,两代之间一定有不少冲突,我父母决定搬出来,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后来,他们在长岛(Long Island)的法拉盛(Flushing)——那时还是个小城镇——找到一间破旧的小屋子,四周有两三棵高大的松树。我们家位于通往克伊裘登(Kiljordan)、杰米卡(Jamaica)及老楚恩斯库(Old Truant School)方向的郊野,家中有四个房间,楼上楼下各两问;其中两间小得仅如大橱柜,房租一定很低廉。
我们的房东德根先生在附近开了家酒廊,他和父亲起过冲突,因为他盗取我们种植在院子里的大黄。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灰暗的夏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餐,发现德根先生在院子里弯着身,看起来像一条鲸鱼在一大片青绿的大黄汪洋内拔着带有红色的大黄茎叶。父亲拔腿就冲到院子,我听到他们厉声叫骂,我们都静坐在餐桌边,没有任何人动餐具。待父亲回房,我开始提出问题,探寻这件事的道理;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双方都有道理。我认为,如果房东高兴,他应该有权取用在他的土地上种植的蔬菜,我们身为房客的无法制止。谈到此事,我很明白一定会有人批评我,说我自从出娘胎以来就有中世纪农奴般的道德观,而且会认为这是我入教会当修士的真正原因。
父亲全力作画,完成了几本素描,又画了好几幅纽约岸边的水彩风景,后来在法拉盛几位艺术家合营的画廊开了一次画展。由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往上走,第三间房子是一幢有好几个尖顶的白屋,四周有宽阔的斜草坡,园内还有一间马房改装的画室。屋主名叫布雷森·白若斯,他的画作属于清淡的古典派,画风类似夏凡诺(Puvis de Chavannes)。他的作品带着温文的风格,本人对我们也相当友善。
父亲不能只靠作画养活家人,在战争那几年,我们是靠他从事庭院管理工作为生的。那主要是出卖劳力的工作,不但要为附近的富裕人家设计庭院,还要亲手种植草木、维护庭院。父亲赚这种辛苦钱也同样使出真本事,他的确是个内行的园丁,精通花卉,知道如何栽种植物;更重要的是他也喜欢种花,这个嗜好并不亚于对绘画的兴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约是世界大战停战前一周,我的弟弟出世了。他是个宁静的孩子,不像我这么任性叛逆,记忆中我们都喜欢他那份安然自得的个性。在夏天夜晚,太阳还没下山他就被送上床就寝,不会像我一样吵闹抗拒。他独自躺在楼上摇篮内,我们都能听到他自己哼唱小调儿,每个夜晚都是同一个调子,很简单,很原始,却相当悦人。这小调儿也很应景,很适合那个时辰,我们在楼下也不知不觉地安静下来,被摇篮中传出的调子催眠。我们望着窗外,斜阳余晖越过田野渐渐消失。
小时候我有个假想的玩伴杰克,他有条假想的狗杜立德,这主要因为我没有同年的玩伴,而弟弟约翰·保罗还只是个小婴儿。有一回我想找点乐子,跑到德根先生的酒廊观看大人打弹子,结果挨了一场骂;相反地,我可以到白若斯家玩,可以去他们家的院子和画室后面堆了木材的屋子。贝蒂·白若斯有时候也陪我玩,她虽然是个成年妇人,却懂得如何与孩子玩耍。但是有些游戏还是需要同年纪的玩伴,我只好找个假想的伴儿,这或许不太好。
起先母亲并不在意我编造出假想的玩伴,后来有一次和母亲一同出门,要穿越法拉盛的大街,我怕假想的狗杜立德会被车子碾到,所以拒绝过街。事后我发现母亲竟然将这件事写在日记中。
到了一九二○年,我已经可以看书、写字和画图了。我画了一幅画,画中有问房子,大家坐在松树下草地的毯子上;我将这幅画寄给外祖父,他住在五英里路外的道格拉斯顿(Douglaston)。不过,平常我*喜欢画船,经常画有许多大烟囱和上百扇舷窗的大客轮,船边遍布着锯齿状的水波,天上满是V字形的海鸥。
祖母从新西兰来这件大事让我们兴奋不已。大战一结束,她就由对蹠群岛(The Antipodes)前来探望散居英国与美国的儿女。我记得她带了我的一个姑姑同行,但是只有祖母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给我。她讲述许多事给我听,也问我许多问题。我清楚记得的细节并不多,主要的印象是祖母令人感到敬畏,又充满慈爱。她很温柔,她的爱让人如沐春风,不会压得别人透不过气。我记不清楚她的样子,只记得她总是爱穿深灰或深褐色的衣服。她戴眼镜,有一头白发,说话轻声细语、非常诚恳。她和在新西兰的祖父一样,之前都在学校教书。
我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是她吃早餐时在麦片里加盐,这点我很确定,因为这是深深印在脑海的记忆。还有一件事我较不确定,但是对我更加重要,那就是她教我念天主经。也许以前我也跟着父亲念过“我们的天父”的祷文,但是一直没有养成习惯。**晚上,祖母问我是否祈祷了,竟然发现我不会念天主经,于是就教我;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会忘记天主经,虽然有很长一段日子没用上,却仍然记得。
说来奇怪,父母亲那么注重我们的教育,慎防孩子受到庸俗、丑恶或错误观念的污染,却没有给予我们正式的宗教训练。我只能猜想母亲在这方面有很强烈的主张,或许她认为所有有组织的宗教都达不到她的标准,不能帮助她的孩子在智能上臻于**。住在法拉盛时,我们从不上教堂。
其实,我记得有**我很想上教堂,却还是没去。那是个星期天,很可能是复活节的星期天,大概是一九二○年吧!田野彼端,在邻居红色农舍后头,我看到圣乔治教堂的尖顶,教堂的钟声也从光亮的田间传到我们耳里,我正在屋子前玩耍,停下来聆听。
……

编辑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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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斯·牟敦是二十世纪知名的文学家,文字隽永如诗,他的自传《七重山》自一九四八年出版迄今风行全球五十年,已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销售数百万册。作品以极其优美的笔触写下自己的精神传记,让读者见其文如见其人;阅读这本书,不仅能指引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亟欲破茧而出、寻求心灵平静的渴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