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作者写自己12岁时被西非塞拉利昂叛军抓去充当职业军人经历的童兵自传。作品叙述在塞拉利昂1991年至2002年间的内战中，主人公比亚从一个普通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为躲避叛军的抓捕，他只得逃到非洲的沙漠和丛林中流浪，但他还是被叛军抓住，充当了一名职业军人。从此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变成了叛军的一部杀人机器，过着血腥的生活。后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救助下，他摆脱了魔爪的控制，在美国完成了高中学业。他心中又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决心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全世界儿童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此书刚出版2个月，就进入纽约书报畅销书非文学类排行榜，受到文坛好评。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她背上背的是她的孩子，血顺着衣服淌下来，在她身后流了一路。她狂奔逃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幸运的是，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她跑到我们站立的地方，坐在地上，把孩子放下来。原来是个女孩，两只眼睛大睁着，脸上还挂着戛然而止的笑。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母亲俯在女孩身上，使劲摇晃着。她悲痛惊骇至极，欲哭无泪。

一
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沸沸扬扬，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直到有**，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人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真实地发生了。那些从数百英里之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房子如何被烧毁。有人出于同情，要他们住下来，但大都被谢绝了。他们说，战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就会吓一大跳。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交战区来的成年人同我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常常精神恍惚。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他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精神受了刺激。那些事，即使他们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信。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我所知道的战争，不过是书中读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比如说《**滴血》，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我那时才十岁，凭我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
我**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和哥哥朱尼尔、好友塔洛伊离开家，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的才艺展示。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我*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来，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我八岁那年，我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我们**次听到了说唱乐。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莫宾比是那家公司的外国人的居所。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看大彩电，还能看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有**晚上，电视上播出的是一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我们四人坐在那里，被这支歌迷住了，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片子播完时，屏幕下方跳出了一行字，“sugarhill Gang：《快乐的说唱者》”。朱尼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周的**都到那个房子里去看电视，学唱那种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但印象却十分深刻。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那么有节奏。
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事情。假期里，他带来了磁带，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种舞叫“嘻哈”。我非常喜欢这种舞，更喜欢学说那些节奏明快的歌词，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有**下午父亲回家时，我和朱尼尔、穆罕默德、塔洛伊正在学Eric B．&Rakim的《我知道你有心》。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哈哈笑着问道：“你们说些什么，自己能听懂吗？”朱尼尔还没答腔，他就走开了。他坐在芒果树、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把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听，这才是标准英语。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他在院子里大声喊。
父亲在那里听新闻。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我们左右脚轮番踏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手臂、上身和头部也要同时移动。“这个动作叫‘跑步者’，”朱尼尔说。我们模仿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家务活。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安息，孩子”，或者“我闪了”。屋外，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
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一背包，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裤，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T恤衫和球衣。一般要穿三双袜子，袜筒卷起来，让运动鞋显得很膨大。白天天气太热时，就脱掉几件，搭在肩膀上，样子很时尚。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打算第二天就回来，我们跟谁都没有告别，也没有说要外出。没想到，这次一离开家，就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那是个明媚的夏日，太阳不是很毒，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开开玩笑，追追打打，路也不觉得很远了。我们带了弹弓，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的猴子。有几次遇到河流，还停下来游泳。有一条河上架着桥，我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我**个出了水，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他俩以为在车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于是掉过头，撒腿往河里跑，刚跑到桥中间，车就追了上来。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笑，司机按响了喇叭。太好玩了。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但没有得逞。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卡巴提，我外婆的村子。人们管我外婆叫玛米·卡帕纳。她个子高高的，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长长的脸型搭配得漂亮匀称。站着的时候，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就是抚在头上。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雪白的牙齿和脖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
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走*后六英里。外婆想留我们过夜，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
“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又充满了担心。
“你又不上学，去马特卢章干什么？怎么这么瘦啊？”她问个不停，但我们避而不答。她送我们到村口，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别。右手代表好运气。
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见到了吉布里亚、卡洛科、卡利鲁等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博城公路，那里卖食品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我们买了些煮花生，一边吃一边讨论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先搞个排练。睡觉是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小床，我们四个人(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腿和脚耷拉到床下。因为我个子*小，身体基本能蜷缩到床上。
第二天，我和朱尼尔、塔洛伊待在卡利鲁家里，等候朋友们下午两点放学回来。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由我数数。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走到露台上，也加入了比赛。塔洛伊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问他们怎么回来了。吉布里亚解释说，老师说了，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布维莫了。学校停课，让大家听候通知。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那里。
据老师说，当天下午，叛匪攻进了矿区。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子，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校、河边、水塘寻找孩子。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父母却在满街跑着找孩子。枪声渐渐密集起来，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匆匆逃出了镇子。
“老师说了，这个镇子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吉布里亚从水泥地板上站起身来。我和朱尼尔、塔洛伊拿起背包和朋友们一起向码头走去。人们正在从矿区向这里聚集。有些人我们认识，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人在哪里。他们说进攻来得很突然，一片混乱，大家都不知所措，四散逃命去了。
我们在码头上待了三个多小时，急切地盼着能见到家人，或者找到一个见过他们的人。但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过了一会儿之后，那些过河来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那天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太阳平静地穿过白白的云层，鸟儿在树上鸣唱，树在微风中摇曳。真无法相信战争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我觉得这不可能。我们头天离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叛匪就在附近。
“怎么办？”吉布里亚问道。没人答话。过了一会儿，塔洛伊打破了沉寂。“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家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朱尼尔和我点头同意。
仅仅三天之前，我还看到父亲踱着方步收工回来。他那顶**帽夹在胳膊下，那张长脸在下午酷热的阳光下淌着汗。我就坐在露台上。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因为新来的继母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那天早晨，父亲上楼时对我笑了笑。他端详着我的脸，双唇嗫嚅着像要说点什么，这时继母出来了。他忙转过身去看继母，继母装作没看见我。他们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客厅。我强忍住眼泪离开露台，去和朱尼尔会合，在那里等卡车。我们要去三英里外的邻镇看望母亲。以前父亲出钱供我们上学，放假回家时在**去看她。如今父亲拒绝给我们付学费，我们失学后每隔两三天就去看望她一次。那天下午我们在集市上找到了她，跟她一起买了些菜，好给我们做饭。那天见面时母亲脸上表情木然，但一和我们拥抱，立刻有了神采。她告诉我们，小弟弟易卜拉欣上学了，从集市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去接他放学。她拉着我们的手，一路上不停地回头看，好像怕我们走丢似的。
去小弟弟的学校的路上，母亲转过身对我们说，“这阵子还没有钱让你们复学，心里很难过。我正在想法子。”她停了停，又问，“你们父亲还好吗？”
“他还好。我下午还看到他了呢，”我答道。朱尼尔一言不发。
母亲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他很爱你们。只不过没给你们找个好心肠的后妈。”
到学校时，小弟弟正在和伙伴们踢足球。他才八岁，球技已经相当不错。一看到我们，他就跑过来，扑到我们怀里。他跟我比了比个头，看看是不是长得比我高了。母亲笑起来。弟弟的小圆脸红扑扑的，汗水蓄在脖子上的皱褶里，跟我母亲一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母亲的屋子。我握着小弟弟的手，他给我讲学校里的事情，还要晚上和我赛足球。我母亲还是单身一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照料易卜拉欣上。她说，小弟有时会问起父亲。我和朱尼尔在外上学时，她曾经带他去看过几次父亲。每次看到父亲拥抱易卜拉欣，她都要哭，因为父子俩见了面都很高兴。母亲好像陷入了沉思，想到这些，她脸上洋溢着笑。
那次看望母亲之后又过了两天，我们就离开家了。我站在马特卢章的码头边，仿佛看到父亲手拿**帽从工地跑回家。看到母亲哭着往小弟弟的学校跑。我一下子颓丧起来。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跳上一条小船，伤心地告别了好友。小船驶离了马特卢章的河岸。我们来到河对岸时，更多的人急匆匆地赶来。我们上了路，一个妇女把拖鞋顶在头上，也不看我们，自管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血流成河啊。连天神都逃走了。”她走远了。河边的树丛里，传出来女人尖厉的叫喊声：“Nguwor gbor mu ma oo，”真主帮助我们，还叫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尤素福，雅布，福迪……”我们看到不少走失的孩子只穿着内衣，夹在人群里走，一路喊着“Nya nje oo，nya keke oo，”妈妈，爸爸。人群中间还有狗在跑。虽然已经远离了伤害，人们还是跑个不停。狗四处嗅着寻找主人。我的心情紧张起来。
走了六英里，我们来到了外婆的村子卡巴提，村里已经空无一人，沙滩上只留下一串通往村外密林的脚印。
天黑下来，在矿区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蛐蛐和鸟儿的夜鸣声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人的低语声，寻找父母走累了的孩子的哭泣声和饥饿的婴儿的痛哭声。我们坐在外婆家的露台上，一边听声音，一边等待着。
“伙计们，我们回莫格布维莫去好不好？”朱尼尔问。我们还没来得及答话，一辆大众车从远处轰隆隆地开过来，路上的行人飞快地躲进旁边的树丛。我们也跑了几步，但没跑远。我的心在咚咚地跳，呼吸急促。那辆车停在外婆家门前，从我们趴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车上没有人拿枪。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从树丛中钻出来，看到驾驶员座位上的那个人跑到路边吐了好多血。他的胳膊在流血。吐过后，他就哭起来。这还是我**次看到成年人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一个女人双臂搂着他，求他站起来。他这才站起身朝面包车走去。他打开驾驶员对面的车门，一个靠在车门上的女人滚落到地上，两耳冒血。人们连忙捂住自己孩子的眼睛。
面包车的后排座上还有三具尸体，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座位和车顶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我想远离见到的这一切，却挪不动脚。两脚麻木得没了知觉，整个身体都僵在那里。后来我们才得知，那个男人想带着全家一起逃跑，叛匪朝他的车一阵扫射，杀了他全家。那位搂着他的妇女安慰他，至少他还可以埋葬家人，这让他略微平静了一些。她说，他可以永远记住家人在何处长眠。她似乎比其他人对战争知道得稍多一点。
风停了下来，白天似乎很快地变成了夜。夕阳将落时，经过村子的人更多了。一个男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儿子。他以为儿子还活着。儿子的血沾了他一身。他边跑边说：“我要送你去医院，儿子，一切都会好的。”或许抱着这些虚幻的希望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让他逃离险境免受伤害。随后跑来的是一群中了流弹的男女。他们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上还滴着鲜血。有的人受了伤还不觉得，直到别人指点他们的伤口时才发现。有人晕倒，有人呕吐。我觉得一阵恶心眩晕。我觉得地面在动，站在那里打着颤，人们的说话声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她背上背的是她的孩子，血顺着衣服淌下来，在她身后流了一路。她狂奔逃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幸运的是，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她跑到我们站立的地方，坐在地上，把孩子放下来。原来是个女孩，两只眼睛大睁着，脸上还挂着戛然而止的笑。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母亲俯在女孩身上，使劲摇晃着。她悲痛惊骇至极，欲哭无泪。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相对而视。我们知道，返回马特卢章已是必然，因为我们已亲眼看到，莫格布维莫已非家园，我们的父母也绝无可能留在那里。有几个受伤的人一再说，卡巴提是叛匪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可不想在叛匪来的时候待在那儿。连那些走路不便的人都尽力远离卡巴提。在返回马特卢章的路上，那个妇女和她孩子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对路程没有感觉，喝水也不觉得解渴，尽管我知道自己很渴。我不想回到那个妇女来的地方去，连无知的婴儿也明白，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苦难触发的悲伤和痛感 书评人 袁复生 来源： 新京报

2006年以来，我们紧随着美国读者的视线，让中东成了世界苦难地图的焦点。但与《长路漫漫》相比，《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里的苦难和无望��竟然显得有些小儿科。

生于1980年的伊斯梅尔•比亚，这位塞拉利昂的“80后”作家的书出版之前，我们经常谈论和**着另一本“80后”作家的书，那个叫青山七惠的姑娘，散淡、温情、独立、闲适……我们用这样的词汇去形容和欣赏《一个人的好天气》和其所描绘的日本，还有诸如“厨房炉灶上，开水自沸腾，无人理睬好悲伤”之类的俳句。在两个深夜，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交叉着读。越读，越惊愕，直至惊愕的情绪完全盖住了被《长路漫漫》的苦难所触发的悲伤和痛感。


1“砍掉人的脑袋，烧毁整个村庄，烧死村民，把爱哭的新生儿砍成两半……”这并非全是危言耸听，时年12岁的伊斯梅尔，在几个月前，在离家10英里的小村卡巴提**次遭遇到叛匪时，就看到了抱着已死去的儿子边跑边哭说着要送他去医院的父亲，看到“子弹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的女儿悲痛惊骇至极的母亲。

这些号称要把人民从腐败政府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战士”，在枪杀老人、妇女、孩子的同时，也征召了很多的童军，并在他们的身上烙上RUY(革命联合阵线)的标志。伊斯梅尔是幸运的，在被叛军抓住，但在被烙上叛匪的标志前，他趁乱逃了，然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徒步逃难生涯。但他终究还是成了一个童军，政府军一样也征召了大量的童军，虽然没有往他们身上烙标志，但给他们提供可卡因、布朗粉(可卡因和火药的混合物)、被装进白色胶囊的不知名毒品……多种毒品联合使用，让这些孩子觉得“精力无穷、凶猛无比，杀人如同喝白开水”。伊斯梅尔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军生涯的：“有时候，电影看到一半，我们就接到出发的命令，出去几个小时，杀死许多人，回来接着往下看，好像幕间休息完又回到剧场。我们不是在阵地上，就是在看战争片，再不就是在吸毒……互相之间谈话的时候，不是在谈战争电影，就是在谈中尉、下士或我们中某某人杀人多么利索。”

当然，他们也杀俘虏，伊斯梅尔杀俘虏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抓住那人的头，刺刀划出一个流畅的弧线，切断了他的喉咙。他的喉结被锋利的刀刃刺破，我把锯齿刃朝外拔了出来。他眼睛向上翻了翻，盯住我，冒出一道可怕的凶光，突然不动了。那俘虏呼出*后一口气，全身的重量压在我身上。”因为成绩*好，他被授予了少尉的军衔，其他的孩子和士兵则在鼓掌欢庆。

2这样的场景和行为模式，你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烧毁村庄、杀死婴儿、强奸女人、砍杀俘虏……在70年前的中国，在南京，在上海，在华北，在中原，在山西，在东北，不就正是这样的暴行在撕裂蹂躏我们的先人吗？

我的惊愕，正来自如此暴行时空交错地重演，再现。这像一场梦，像一场电影，但它的名字只叫真实。

我还可以找到很多旁证，比如在2008年1月出版的《雨啊，请你到非洲》(中国三峡出版社)中，作为世界展望会的亲善大使，在非洲穿梭奔波了长达十年的韩国影星金惠子曾在塞拉利昂碰到过这样一个母亲：童兵们命令她儿子玷污她，她儿子不愿意，他们就当场砍掉她丈夫和儿子的脑袋，然后集体玷污了她。在塞拉利昂，投入到战斗或受到虐待的孩子至少有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有毒瘾。

2003年3月，金惠子访问塞拉利昂的时候，这个**的内战已经停止了快两年，许多被叛军掠走的女人回到家乡后又被原来的丈夫抛弃，只能带着孩子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8岁的穆罕默德在矿场上班，曾是童军的他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没有伊斯梅尔幸运，没能进入童军教育学校，没能逃出生天并被美国人收养，从美国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国际组织上班的他，似乎又在等待着战争的爆发。

实际上，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塞拉利昂的钻石还在生产，电影《血钻》(我了解塞拉利昂的童军，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中那样的矿场，还在继续生产，现在没叛军和童军了，童工还在。那是一个**的财富，也是国难的源泉。即便已经有了《血钻》这样的电影面世，但在我们日常的视线中，做幸福状的我们眼中的仍然只有钻石，而很难去想到一克拉一克拉背后的血和童军们冰冷结块的心。

3也许，对于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来说，能够深入地反刍自己的苦难史已经是不容易了，一直到2007年，《定西孤儿院纪事》、《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才进入了我们讨论的视野。不仅是历史的空白和无知，因为我们对苦难的避重就轻，我们心中的那张世界苦难地图，也是如此残缺不全和黑洞百出。伊斯梅尔说，他们看的电影主要是《**滴血》和《独闯龙潭》，“兰博”是童军们的偶像。习惯于自我陶醉在盛世的我们，又怎愿白费心力去了解，去同情地理解“兰博”们关心的阿富汗、缅甸，以及看似与我们无关的索马里、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的苦难呢？至于200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那25万童军的分布，我们自然也是一无所知。

《长路漫漫》中的故事，发生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距离中国抗日的胜利，已有半个世纪之遥。半个世纪之后的日本，三田知寿这样的少女已经全然沉浸在自己细微的情绪之中，她的男朋友阳平这样的男生，一心在家玩游戏，他们的生活，是淡淡的绿，淡淡的橙，淡淡的黄，他们的身边，总躺着慵懒的猫，与他们一起享受着一个人的好天气。但愿这样的生活，离塞拉利昂的孩子，不再是《长路漫漫》，也无须再等上半个世纪。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受战争影响儿童代言人伊斯梅尔·比亚震撼世界的战争回忆。
全球35个**联手推出，美国2007年连印35版行销65万的*畅销自传。
2007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年选佳作，2007年亚马逊书店非虚构类*佳图书！
塞拉利昂少年，家破人亡，流浪四方，遭军方强征放伍，变成一名冷血童兵。恐惧死亡的无辜孩童，一夕之间成了草菅人命的杀人机器。
比亚是那些生活在世界各地年轻人的代表，他们的生命受到暴力、贫穷的伤害和其他权利的侵犯。对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的青年来说，对那些为使禁锢在武装冲突中的孩子放下武器和获得重生而努力的人来说，比亚是希望的**说服力的象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二零零七年武装组织雇佣的儿童超过二十五万，其中年龄*小的只有六岁。这些童兵颁在全球十多个冲突地区。武装组织往往使用物质诱饵误导他们对战争产生兴趣，继而达到雇佣童兵的目的。武装组织不仅仅会把这些孩子当作战争工具，而且洞天福地让他们充当报信者、间谍和搬运工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相当数量的孩子还被武装人员当作性奴。全球现有童兵中，女孩约占百分之四十，她们通常*易受到性侵害。保护儿童权益，帮助儿童尽早回归社会，为儿童创造一个可以享有权利的世界，是人类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这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一本书。不仅因为书中故事令人震撼，更因为这本书明晰地启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责任。人们应当阅读这本书，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世界，认识人之所以为人*为重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