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诙谐而深刻的笔触记载了1860年至1889年这三十年间晚清的社会场景，内容涉及民情、军事、教育、经济诸方面，生动地复现了当时历史真实的细节。

**章 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
林则徐的风派政治
大清历史上的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经过两年的禁烟，林则徐被特为倚重他的道光皇帝旻宁撤职。
大清帝国进入了悲剧的高潮，林则徐心甘情愿地当了替罪羊。
1840年，一般史家均把它等同于一个近代史学术语，称曰“**次鸦片战争”。
起初，林则徐其实是不赞成禁烟的，后来也只是附和禁派的政治风向。在湖广总督的治内，他确实实行了一些禁民食烟乃至配发戒方的措施。然而，当道光帝选他独任对外的禁烟大员时，他犹豫了，几次说“干不了”、“请另选高明”之类的推辞的话。可是，道光皇帝虽然在外交方面一无所知，但在任用大臣方面的识人之功，也是说得过去的。他决心硬赶林则徐这个忠实的鸭子上架。
对于林则徐来说，如果没有这位好皇帝的赏识，他林则徐断不会在不到五十岁就升到东河道总督的高位上，更不用谈而后的湖广总督了。既然皇帝委以重任，他又无可推托，林则徐则只好把话挑明了，告诉他心爱的皇上：要杜绝大清国百姓吸食鸦片，就不要怕与洋人开战。
在君臣对加强武备与厉行禁烟二策的协调性问题达成一致后，道光皇帝给了林则徐无比的荣耀：其一，可在紫禁城内骑马；其二，给了他“钦差大臣关防”大印。
道光皇帝不愧驾驭臣下的高手，他初见林则徐骑马紧张之状，知道这个南方人是不惯骑马的。也就是说，此前林则徐说“骑马没问题”，是不愿折了皇上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好意。道光皇帝心更细，亲口对林则徐说：“既然你不惯于骑马，就改成坐轿子进宫吧！”一下子，尊容又加一级。
更厉害的是这关防大印，从乾隆皇帝铸成以来，很少使用。它的权威仅次于御玺。即便是钦差行事，不是极特殊情况，仍不使用。
林则徐受到了道光皇帝的恩宠，多少有点南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样子，什么“岳飞所到，如朕亲临”啦，什么亲赐手书“精忠报国”啦，什么“加开府仪同三司”啦，不一而足。所幸，大林则徐三岁的道光皇帝在禁烟失败后，只革了林则徐的职务，而没要他的命。
道光皇帝对待林则徐，名义上是君臣关系，本质上却如同龄的老哥们。所以，林则徐当了替罪羊之后，丝毫没抱怨之情，全然不像岳飞受了屈时要狂写数个大字“天理昭昭”以示对皇帝的抗议。后来，时隔六年，道光皇帝又重新启用林则徐，先后让他任代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起事，此时道光皇帝刚死，林则徐也以病身辞官。新任皇帝奕想起了父亲所信赖的重臣，发诏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职前往广西镇压。此前，新皇帝也经几次发诏让他进京面谈，但是他都拒绝了。然而，逢广西大乱，国祚堪忧，七十六岁高龄的林老先生不得不起而奉命。不幸的是，他从福建侯官（今福州）老家起身后，走行至潮州就一命呜呼。
他和道光皇帝死在了一年，前后只隔三个月。
林则徐之死，似乎成了大清命运的一个不幸谶言。林则徐的另一句对皇帝示警的谶言日后也成了现实。当年，广东面临英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林则徐横下心来抵抗，同时他写密信给道光皇帝，称曰：“英吉利虽强，然不足畏。为中国患者，俄罗斯也。”
林则徐死了，太平天国大闹了。当初，洪秀全等人听说林则徐要前往广西镇压时，大为惊慌，可林则徐一死，他再不拿大清家“当个玩意儿”了。
事隔一百六十多年再冷静地看待林则徐与道光皇帝合作的禁烟运动，从义理上是无可挑剔：保卫**、建立健康的贸易秩序，既是**主权的体现，又是**治理者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不过，从治国策略与外交手腕方面，显然有失粗糙。
讨论禁烟运动，曾有弛禁政策主张提出，即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张。他给道光皇帝提了三项建议：
一是从鸦片的**角度考虑，把鸦片贸易合法化。此中，以**海关控制进口量为前提，以易货贸易形式控制白银外流。
二是以明朝吕宋旱烟在中国先种后绝为例，让百姓自种鸦片。中国人自产鸦片多了，价格低落，自然就把外国鸦片给顶出市场。
三是允许民间吸食，但禁止公职人员吸食。如此，不仅无伤政体，还利于税收。即便是公职人员吸食，拿获之后也只是革职而不定罪，以防用法过苛导致隐瞒实情的现象发生。
许乃济大胆倡议，实为大清王朝**人，因为清朝的政策惯性是严禁倾向。即便如此，广东巡抚邓廷桢还是积极赞成弛禁政策的，并且很快拟就一个《弛禁九条章程》上奏。虽然说后来主禁派占了上风，邓廷桢也不得不接受林则徐节制，一起掀起广东禁烟运动，而论及个人主张，邓廷桢还是主张弛禁的。
无论如何，导致道光皇帝颁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即林则徐广东禁烟的法律基础的真实动机，还是“大清乃天下**”。这个自我**论，就在**次鸦片战争大败之后，也未尝有变。至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的学术讨论，只能留给后世一些弥足珍贵的思想素材，而无法影响清朝的政策倾向。
就在广东禁烟之初，林则徐也是十分谨慎的，并没一下子全部没收鸦片，而是实行“外商交一箱鸦片，即赏茶叶五斤”的政策。这个政策上报了道光皇帝，得到批准。道光皇帝在批复中还专门指明，要林则徐、邓廷桢等重要官员在广东筹齐十万斤茶叶，以备用于抵购鸦片之用。后来事情激化，也就不再执行赏（购）政策，算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失误吧！
这个失误也给了主和派（但不是弛禁派）以口实，称林则徐“允许烟价而后负约，准备以致激变”。从而，也导致了道光皇帝对林则徐信任基础的动摇。于是，在战败后，拿出林则徐当了替罪羊。
叶名琛的算卦战略
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跌跌撞撞地走到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合该这年出大事，先硬后软的叶名琛竟然靠算卦决定起战事来。
这叶名琛，说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几乎与他的政治前辈林则徐一样，三十岁以前就考上了进士。在道光时代的末期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以广东巡抚之职份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坚拒英国人入住广州城，又联合民团作武装抵抗准备，大收人心。一时间，中国商人爱国激情高涨，全部停业，不与英国商人来往，直逼得英国人不再强提入住广州城的事情。
虽然说事情的本质是大清方面违背条约，但是允许英国商人入住广州的不平等条约是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人民不服。何况在儒家政治伦理那里又有“要盟神不听”呢！
“要盟神不听”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其意为“被要挟条件下订的条约，神是不予确认的”。后来，咸丰皇帝也是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与外国订条约，一方面又设法不履约。
道光二十九年，四十三岁的叶名琛因拒绝英国人入城的壮举为国争光，皇帝封他为一等男爵。
此后，叶男爵官阶一路飞升。飞升的原因并不是处理外交事务强硬且得手，而是平定叛乱有功：
道光三十年（1850），剿灭广东境内英德一带的土匪，朝廷评议为政绩优等；
咸丰元年（1851），又歼灭罗镜一带帮会性质的土匪吴三所部，加职为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继续剿匪，再歼匪首凌十八所部，被任命为代理两广总督，稍后实授该职，并兼通商大臣；
咸丰四年（1854），广东境内大乱，叶总督力战不已，全部荡平，同时支援邻省作战物资，“益得时誉”；
咸丰五年（1855），以总督身份兼任协办大学士；
咸丰六年（1856），朝廷拜其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上。
从地方官拼为**要员，又以**要员之身兼任地方官，虽然治地未动，但政治分量却成倍地增加。”不可同日归语“一词，该算是*恰当的表达。
在官阶飞升中，他也与咸丰皇帝保持了如林则徐与道光皇帝那样的默契，甚至说，咸丰重用叶名琛就是效法当年道光重用林则徐。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使者按原来的条约来广州办理修约事务，叶名琛请示咸丰皇帝，皇上批示：“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叶名琛接旨后，即玩起了捉迷藏游戏，对英国等外交使者“避而不见”。
关于此事，**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在新版《清史》一书中称叶名琛“缺乏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并进一步提出：“文宗（咸丰皇帝）和叶名琛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若采用强硬外交，必须面对面据理力争，驳回其无理要求；避而不见，必然授人以柄，反而使自己被动，这正是顽固、愚昧、傲慢的表现。”此等批评固然不错且大有惋惜之意，但是对于当时清朝的皇帝和几乎全部的高官，哪有什么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
叶名琛不动声色的政策，自以为高明，在对手看来恰恰是心虚的表现。英法两国公使在遭叶名琛之拒后，北上江苏，两江总督怡良来得更干脆，让两国使者到广东去，“听候查办”，好像对方是自首无门的罪犯。而英法两国公使的舰队在中国的海洋上则如入无人之境，南北穿梭并放话要北上天津交涉。
外国人在中国海洋上来回穿梭，比中国人拒不接见人家，更为丢人。鉴于此况，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上奏咸丰皇帝，要求朝廷派钦差交涉，别再玩捉迷藏，因为“任跋风涛，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别生事端。”不料咸丰皇帝览奏大怒，说吉尔杭阿吃里爬外，即“受人要挟，被人欺蒙。”
可怜的天朝“自尊”呐？！
事情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秋天变得复杂了。广州，九月初十，早晨，中国人苏亚成在香港英国所立政府登记的船只“亚罗号”，遭到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的搜查。上船的四十名官兵将隐匿在船上的中国籍海盗李明太与梁建富抓获，另外，还抓了十名涉嫌走私的船员。此事给了名为“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但久未得入城的巴夏礼以口实，他为了扩大事态编造了一个细节：中国水师官兵在上船搜查的过程中，扯落了大英帝国的**，侮辱了大英帝国的主权和荣誉。
巴夏礼致信叶名琛，要求四十八小时内释放人犯并对扯旗行为赔礼道歉。叶名琛也不论青红皂白，一口回绝了巴夏礼的要求。
其实呢，按当时的国际法论，该船虽然在香港登记，但已经过期十天，自然就归中国广东省管辖，因为苏亚成是广东本地人。再者，按航海习惯，外籍船只进入主权**港口后必须降旗（收起来），表示对主权国的尊重，只有等出港起航时才得重挂。”亚罗号“已经在广州港待了五天，哪有什么大英帝国**仍在悬挂之说。
一个很好的说理的机会让叶总督给撇在了一边。
叶名琛的“装硬”到了*后关头，挺不住了，他下令放了两名海盗及十名船员。为了给自己找个面子，他没给巴夏礼道歉。巴夏礼是外交老手，一见叶有此举，就拒绝接收十二名被释人员。很明显，这要开战。
老叶情急之下，再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策略，“把敌人交给民众”：军队不抵抗，全部入城；民众在叶总督的暗中支持下，焚烧英国商馆，给巴夏礼颜色看看。
这一手，让后来的慈禧太后学会了，她玩起了义和团。当然，结果也是搞砸了。
巴夏礼采取军事行动事前未得英国国会批准，只好暂忍，但他声称将情况通报本国。英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并以解散内阁为代价，于1857年3月21日决定对中国开战。
此后的战争，即为被中国近代史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事件。
咸丰七年（1857）八月，英法两国联军在香港会合，并派专使照会叶名琛，条件之苛刻，让叶总督全然没了面子，至于入城、赔款、修约三项不必待言，*厉害的一手是让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广州城。
按照外交惯例，来使的小船上要插白旗，叶总督则理解为“原来敌人是大话吓唬我们，现在插白旗而来，不就是怕我们了吗？！”这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判断，他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要盟神不听”。用俗语来说，那真是，你说“城门楼子”，他说“粪筐头子”。
等他拒**方要求之后，总督府属僚一见战事不免，一哄逃散。叶名琛一人坚守岗位（家属也在身边），认为英法联军不会开战。作为有深厚儒学素养的“儒将”，他一切按《易经》所示而行：他父亲叶志诜似乎也成了易经大师，叶名琛的所有军政行止都求其父问卦。其父专卜其与英法联军有否战事一卦，结果是“十五后敌兵自退”。
按照这个卜卦结果，叶名琛写给咸丰皇帝的信说：“英国的国王实质上不愿开启战端，现在的危局全是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一个人搞成的。我一直在坚持。只要挺下去，敌人一定会退兵。”咸丰皇帝还是拿不准，又专门发来密诏，告诫叶总督“勿轻视”。但是，老叶一直坚信他父亲的卜卦结果，表示坚持挺下去，即“不战也不和”，敌人就会一走了之。
咸丰帝见此状，也没了办法，只好用宽心的话来安慰叶总督。等到叶名琛被敌军抓获，捆起来，抬到船上，咸丰皇帝才觉得实在无法撂脸，下诏将其革职。
说来也是笑话，当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城时，广州将军（相当于警备司令）穆讷克德将白旗插在广州城头。前两个月时，人家插白旗而来，是为谈判；**我方插白旗，是为投降。穆讷克德一投降，藏在总督府后花园的叶总督也就让敌人给“抠”了出来。英法联军将叶总督囚禁在“**号”军舰上，稍后，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圈在一个叫镇海楼的居所内。此时的叶名琛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过去宠信他、**厌恶他的皇帝给免了职，还时常写幅字，画幅画，落款处署名“海上苏武”。意思是，我叶名琛就是汉武帝时代被匈奴俘虏的苏武再世；苏武在大漠，我叶名琛以大海为大漠。
写字、画画，动不动还吟上两首诗；吟诗没趣了，就朗读道家的《古祖经》。儒家的经典哪里去了？不知道。
咸丰九年（1859），五十三岁的叶名琛病逝于印度，可怜的老叶，算是“英年早逝”了，他比政治前辈林则徐少活了二十三年。好在此时，林则徐已经死了九年了，否则不知将作何感想。

在没有叶名琛的时代里，广州人民似乎也过得不错，其代价是原广东巡抚柏贵、原广州将军穆讷克德当了“伪政府”的新官员。英国人巴夏礼及哈罗威，与法国人修来，成立联军委员会，管理广州。三个外国人管着两名中国高官，实行傀儡政治与殖民统治。直到两年多后的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订立、生效，广州的治权才完全交给中国。
广东的百姓也比他们的叶总督明白，在他被俘后，纷纷成立民间武装组织，称曰“团练”。团练总局设在佛山，英法联军及“伪政府”也不敢动他们。如此相持，也到了1860年。
广东的百姓对叶名琛少有同情，当然也少有忿愤，反倒拿他找乐子，编了一首顺口溜讽刺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广东人真坏，到了这个分儿上还说人家出身湖北的“儒将”叶总督有“相臣度量”（宰相的心胸），算是给糟蹋透了！
叶总督，至少在一半成分上是给咸丰皇帝当了替罪羊，尽管这个无情无义的皇帝一点不可怜被俘的总督。
有叶名琛存在，咸丰帝似乎还显不出浑噩的素质，而叶名琛被俘后，他就愈加昏头胀脑了。正如当年林则徐对道光皇帝所言：“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俄罗斯趁大清帝国在广州的惨败，迅速介入分利活动，而且越来越居主导性，以致搞得大清皇帝不得不让俄罗斯驻中国全权大使普提雅廷牵着鼻子走。
普提雅廷原职为俄罗斯驻英国大**的海军武官，由于他了解英中战事又懂海军战略，俄国外交部急召他从伦敦回国，立授驻华全权大使之职。而普氏来华，先不言利，力称中（清）俄两国“百年友谊”，在“友谊”的基础上，俄罗斯当然要协助中国对付西方列强。
起初，咸丰皇帝也是坚决不同意俄国介入，但是抗不住普氏玩外交手腕。���氏一见大清皇帝拒绝俄使，便给英法两国“拱火”，鼓励两国攻打天津。普氏为了俄国的**利益也不辞奔波之劳苦，先到上海见英国代表，又到香港见法国代表，等双方接受攻打天津的建议后，普氏再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张殿元“出卖情报”，告诉后者英法联军将北攻天津。
事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初。
此时普氏的身份也升了格，由驻华全权大使变成了驻华舰队司令和钦差大臣。
英法联军也于月内将舰队摆在天津大沽外。普氏老谋深算，一方面让清廷拒接受公使驻北京等条件，另一方面又让英法联军提前开炮。联军一阵炮轰，清军大沽炮台死亡了两万将士。
这回清廷就不得不彻底信服普氏的“情报”了，谦谦和和地请人家当第三方（调停人）。英法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大队人马逼到天津城下，并称言：一旦拿下天津，就挥师北上，占领清朝的首都。

交涉的细节，十分烦人，本书不作交代，看一下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只替罪羊耆英的状况，就可明了当时清廷大臣处理外交事务有多么艰难。
耆英当初主张对英国采取外和内硬的两面手法，曾有奏本副件存于广州。此文本是耆英职任钦差大臣办理广州通商事务时写给皇帝的，约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43-1847）之间，叶名琛时代，广州城破，文件为英国人缴得。
耆英被朝廷派为全权大臣去同英法和谈，正让人家拿住“案底”，说他不诚实。英国公使拒绝会见耆英，耆英又求见副使李泰国（英人，汉名）。他先不讲正事而与李国泰套近乎：“我和阁下的父亲李乔治先生当年是好朋友。”
李国泰不给他这个面子，并当众将他的广州奏书念出来，书中有言“佯示友好，安抚夷人”。这正是耆英玩两面派的“证据”。耆英恼怒难忍，不待朝廷批准，飞奔回京。咸丰也气急败坏，命令僧格林沁在通州逮捕耆英。
耆英是宗室成员，系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尔古泰（正蓝旗主）的后裔。也正是仗着宗室的身份，他才敢不履使命，擅弃职守。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看透了祖宗基业已无法维持。早在八年前，即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太子奕即位，下诏求直言，耆英慷慨而对，不期落了“持论过偏，显违古训”的批驳。随后，又追究过去问题，指责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而后给了降级处分，五年后又因私自为被弹劾人报信，落了个圈禁的处置。此次出来担当使命，也是由于宗室保举之故。
耆英当年为哪种言论触犯了新皇帝呢？核心问题是指责老皇帝道光用人不当，他在奏折中说：“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
这回辱没使命，奔逃回京，等于中了自己的高论。没办法，举荐他的惠亲王及肃顺主张处死耆英。咸丰帝也乐得除去一个“异见分子”，赐他自尽。
弄死耆英，并没带来局势改观的任何一丝希望，反而是签订了《天津条约》，赔款、开放口岸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英法两国派使进驻京城为当时*大冲击，这也埋下了1860年北京陷落、咸丰出逃的伏笔。
条约订完了，咸丰皇帝却引用他十分熟稔的儒家政治原则，对大臣们说：“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对于原来一向玩手腕的俄国，咸丰却没这个打算。其实，在与英法两国签订各自的《天津条约》之约，俄国早抢先一步签了同名条约。没这个好处，俄国是不会充当调停人的！
美国人呢，也抢在英法之前，与清廷订了条约。
英法在拿到条约后，又继续加码，美国也趁势而行，三国先后与清廷搞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至此，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了，有条款称：“准许鸦片进口贸易，每百斤纳进口税银三十两。”
一个不能自省的**，只能在内政务与外交方面越来越习惯于犯错误，而且纠错成本越来越高。
到了《天津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即咸丰九年（1859），年换约与正式派遣使节时，咸丰皇帝又玩起了叶名琛式的下策。结果战端再起，英法联军用两万五千人的兵力，调舰两百艘，攻击清军驻防要塞新河。清军老式大刀长矛还有弓箭，拼不过对方的火枪与大炮，三千精锐马军，只有七人逃生。
……

自序
回味影响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十年
**章 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
林则徐的风派政治
叶名琛的算卦战略
煌煌大清，道德侏儒的天堂
第二章 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
现实的压迫，未世的宣泄
乱民挟平民，不反没出路
弱者为乞丐，强者入伙党
第三章 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
文攻武卫，八臣获罪
叔嫂共和，如履薄冰
吴可读嫖成名，龚自珍色亡身
第四章 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
科场如集市，状元次品多
五大败将，四位进士
名臣艳曲未终，**更添不幸
第五章 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
夷字一变，洋务开启
船业初兴，攻讦更凶
旧统新传，鬼话连篇
第六章 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
七拼八揍，组建海军
国力不济，背辱琉球
匪祸连越南，庸才毁马尾
第七章 1872—1885：**末世的金融窄手道
鸡蛋里有天堂，小店员赌人生
投靠左宗棠，加入洋务帮
永巷浮华梦，万事转头空
第八章 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
刘铭传建言，守旧派阻击
反驳三弊论，遂兴七利说
清漪改颐和，海军出费用
第九章 1881—1892：淮军出了人中龙
**财政紧，朝廷大卖官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两个逗号，绊倒了康有为
附录部分
一、大人物·小典故
二、捻军主要**人物起事前社会地位
三、1673—1903年清朝进士人数简表
四、马尾海战前海军建设非**统计
五、琉球与大清朝贡关系简表
六、1860—1889年清朝的政治矩阵
后记
危险的任务与快乐的收获

本书作为一个系统，与所有的通俗历史著作不同，它提供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当然，这个知识系统绝少有强行确立的概念与定理，只是告诉读者有关晚清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
本书以晚清三十年的改革为背景，生动而具体地还原了当年改革中出现的人和事。为什么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归于沉寂？本书给出一个文化诠释。为什么开明精英们力图改变帝国命运，*后还是没有避免挨打的结局？本书给出一个政治答案。
倡革新，权力场迭生空穴风；到头来，汹涌政潮终归万马齐暗。说什么“同光新政”，说什么洋务运动，都不过是醉中强作醒而已！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刘大年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此前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的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记录。
——陈旭麓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追致剧疾致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中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来未有之剧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