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天子门生
由拔贡而状元
《离骚》:“惟庚寅吾以降。”苏州府的唐寅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因取此语,刻为闲章,同府同一年生的还有文徵明。后三百六十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庚寅,苏州府又降生了两位与唐寅、文徵明齐名的士林魁首,一个是潘祖荫,一个是翁同龢。
翁同龢籍隶苏州府治以北九十里的常熟。翁家在常熟是大族,但先世除了康熙十五年丙辰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翁叔元以外,没有出过什么烜赫的人物,直到道光后,方始兴旺。
翁家之盛,始于翁心存。心存之父名成封,官至海州学正,生两子,次子心存字二铭,号邃庵,生于乾隆五十六年,道光二年三十二岁,成进士,人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常例教习三年,复经考试,以等第高下,分别任用,称为“散馆”,名列前茅者,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称为“留馆”,其次用为部员,再次用为知县。庶吉士散馆时,绝大多数希望留馆。翁心存不但留馆,而且散馆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因为宣宗即位,例开恩科,道光元年辛巳恩科乡试;则二年壬午恩科会试。子午卯酉之年正科乡试;辰戌丑未之年正科会试;道光三年癸未春闱,“庶常馆”无法容纳两科的庶吉士,所以翁心存得以提前散馆。
翁心存的宦途非常顺利,一年散馆,又一年“开坊”,擢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又一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广东学政,时为道光五年。
学政俗称“学台”,例得专折奏事,与督抚平礼相见。三年差满回京,奉旨在上书房行走,为惠郡王的业师。惠郡王名绵愉,宣宗胞弟,行五。咸丰年间为亲贵首脑,内廷外朝皆尊称之为“老五太爷”。翁心存晚年蹉跌而能复起,未始非由于有此一重渊源。
翁同龢即生于其父当上书房翰林时。翁心存共生四子,长子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二十年庶吉士,跟他父亲一样,也是一年散馆,授职编修。其时早翁同书一科的曾国藩,因是三甲出身,在当检讨。后来李鸿章尊称科名、功名皆是晚辈的翁同龢为“丈”,即由曾国藩与翁同书的关系而来,老师的同寅为长辈,则此长辈之弟亦为长辈。李鸿章所以如此谦下,作用是要突出他继承曾国藩的形象。
翁心存的次子名音保,早殇;三子名同爵,出嗣堂叔;幼子即翁同龢,字叔平,号瓶生,亦号瓶庐,晚年自署松禅。他的祖父是学官,父亲又是上书房的师傅,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书自然读得极好。十三岁时作试帖诗,题目是“元夕张宴夺昆仑关”,咏狄青的故事,有“**回圆月,奇功**人”之句,传诵一时。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翁同龢二十岁,成为拔贡——出类拔萃的生员(秀才),称为拔贡,定制逢酉年由学政在“科考”后选拔,共试两场,即日交卷,**场试四书文两篇,经文一篇;第二场试论一篇,策一道,判一条,五言八韵诗一首。较之乡会试仅试四书文、五经文及试帖诗,更为繁重;而且除文字以外,兼重书法,此又与殿试无异。
因此,在昔科举时代,常以“名贵”二字来形容拔贡。又有��说,拔贡之名贵,是因为三年出一个状元,十二年才出一个拔贡。此虽为戏言,但有不通的翰林,而拔贡则必是真才实学,这是毫无例外的事实。
定制:拔贡为正途出身。进京复试考列一、二等者,以七品小京官或知县任用。但翰林院毕竟是储才之地,所以除非年龄太长,急于出仕,否则仍会赴秋闱。龢趁进京复试之便,参加北闱乡试,轻而易举地成了举人。
这一科顺天乡试的考官是工部尚书王广荫、户部尚书孙瑞珍、工部右侍郎宗室灵桂。孙瑞珍之子孙毓汶、灵桂的女婿荣禄,后来与翁同龢的关系极其密切,却都交谊不终。先谈孙毓汶与翁同龢同榜的故事。
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咸丰年间,为北方士族**家。他的祖父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玉庭有一孙毓淮,是毓汶的堂兄,道光二十四的状元。咸丰六年丙辰,翁同龢、孙毓汶会试中式后,孙家希望孙毓汶夺魁,造成兄弟状元的佳话,因而有一段关于孙瑞珍计陷翁同龢的逸闻。
据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笔记》中说:“殿试前夕,赴试贡士,住家离殿廷稍远的,每多借宿朝门附近亲友家,以便第二天清早进入隆家门。那时孙家宅第在**附近,翁家比较远些。当晚,孙家以通家之谊,邀翁同龢到家里夜饭,孙瑞珍以父执世谊,殷勤款待,频频劝酒,絮絮畅谈,宾主非常欢洽。席散之后,孙尚书又邀翁同龢到他书斋里,把殿试一切规例,不厌其详地一一指点,直到深夜,翁同龢已有倦意,加以不胜酒力,两眼微涩,孙尚书始促其就寝。毓汶早于散席之前就寝了。”
可想而知,到得第二天金殿对策,翁同龢的精神绝不如孙毓汶;但翁同龢毕竟还是夺魁了。据高拜石记,正当翁同龢精力不济时,“猛记起他父亲给他的老山人参两枝,藏在卷袋里,因找了出来,折下半枝,含入口中略加咀嚼,果觉津液流贯,神智奋发,振笔直书,一气到底,如时缴卷”。
这段故事的真伪,以及人参是否有那样的功效,都是疑问。但翁同龢的日记中,从未提过孙瑞珍则是事实。
金殿胪唱后,翁同龢以**名授职修撰,孙毓汶以第二名授职编修。这一榜后来成显宦者,还有浙江归安沈秉成、宗室延煦、湖南茶陵谭钟麟、浙江仁和夏同善、宗室霍穆欢、陕西长安薛允升、镶黄旗满洲乌拉喜崇阿等。
潘郎伤逝空悲哽
《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正月廿七日条:
诣老丈处,晚饭后归。老丈为余言,昔文端公在江苏学政任时,扫一楼奉乩仙,悬笔于上,老丈辄从拜于楼下。一日乩书:“某次子修,赐名敏斋。”又一日书年厌八字一,缀一词于下,有“二十四桥明月夜,明珠一颗掌中擎”云云。越日又云:“昨所示八字乃上海叶令之女,可与修为佳偶。命幕友张某为媒,急往,限某日到,沿途多加纤夫。”文端承命,遣张君急行。至则前一日叶令方与宁波林氏议婚,适因小恙终止。张君至,述神语,遂委禽焉。于归三年,生一女而殁,年二十四,乩书所谓“二十四桥”者验矣,所生女即余亡妻也。亡妻归我十年,无子女,年三十而卒。无子女,镜合无期,珠摧先兆,其命也夫。曩闻亡妻言之不甚悉,今详记之。
所谓“老丈”,指其岳父汤修;“文端”则汤修之父汤金钊,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翰林,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六年下世,谥文端。道光二年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为翁心存的座师。以此渊源,翁汤联姻。
汤夫人生于道光九年,比翁同龢大一岁。二十岁于归,三十岁亦即咸丰八年三月去世。汤夫人能画,翁同龢有《题亡室汤夫人画册》诗,亦好吟咏,伉俪之情甚笃。翁同龢悼亡不久,被命充陕西乡试副考官;刚入闱又奉督学陕甘之命。这年除夕,填《金缕曲》一阙,《题白石词后》序云:
此余儿时依仿鲍叔野先生点本。亡妻爱诵唐宋长调,因以畀之,病中犹咿唔不辍也。顷来秦中,携以自随。除夕客去,官斋如水,取案头画竹笔点读一过,俯仰旧事,慨然而叹。是日购一铜镜,背铭三十二字,有“曾双比目,经舞孤鸾”之语,因题一词,以抒余悲。
《金缕曲》又名《贺新郎》,凡贺人婚娶,每选此调。翁同龢用来悼亡,用“冷”字韵,音节在凄凉之中,别具感慨。原词云:
历历珠玑冷,是何人清词细楷,者般遒紧。费尽剡藤摩不出,却似薄云横岭;又新月娟娟弄影。玉碎香销千古恨,想泪痕暗与苔花并,曾照见,夜妆靓。
潘郎伤逝空悲哽,*难禁烛花如豆,夜寒人静。玉镜台前明月里,博得团国俄顷;偏客梦无端又醒。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漂泊孤鸾影;铭镜语,问谁省?
这年翁同龢二十九岁,故言“三十年华明日是”。是日记:
得家书……山城岑寂,爆竹之声绝少,客中情景,凄凉万状。题唐镜铭,作一词,有“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漂泊孤鸾影”之句。余岂真有儿女之念哉?死生契阔,未能忘情,念彼黄垆,当亦形影相吊,潸然出涕耳。北望京华,东瞻淮甸,南顾吴门,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
这一段话,*足见翁同龢的性情,“北望”者念老父。翁心存这年也很得意,四月充上书房总师傅;九月由协办正揆席,为体仁阁大学士,原为户部尚书,仍旧管理户部。但这是表面的荣华,深入体察,则肃顺势焰熏天。有名的“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莅时,肃顺在御前的狂悖情状,几为曹操之于汉献帝。*使翁同龢不能放心的是,肃顺与翁心存同为户部尚书,凡事独断独行;翁心存画诺的“堂稿”,送到肃顺处时,他动辄大涂大抹,全盘推翻。杀柏葰已有诛大臣立威之意,下一个倒霉的,极可能就是翁心存。以肃顺的心狠手辣,翁同龢如何放心得下。
“东瞻”者,翁同书于是年六月,授为安徽巡抚,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内各军均归节制。一当了疆臣,便有守土之责,丧师失地,若不能殉节,便罹大辟之刑,终归是一死。而且胜保“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行事皆仿年羹尧,跋扈异常,绝不会尊重同是翰林出身的翁同书。此又可忧之事。至于“南顾吴门”自然是担心苏州、常熟会沦陷。
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当作教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作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一语,瞻顾亲族之情如见。
父厄于肃顺
成丰九年初春,翁同龢以告病为由,奏请开缺奉准,于四月初四返抵北京。自四月初五至年底无日记,此为翁同龢晚年自行删去。因为其中牵涉及于翁心存兑换宝钞情弊案,有碍语之故。
翁心存在户部尚书任内,出了好些弊案,库银被盗,仓廒无故失火等等,肃顺正在雷厉风行查办。翁心存名为大学士管户部,实际上为被管的肃顺所管,因而两次奏请开缺,**次赏假一月,第二次得遂所愿,时为翁同龢回京后一个月。
不久,爆发了官钱号的弊案。咸丰初年,军饷支出浩繁,而库空如洗,复以铸制钱的铜,来自云南,洪杨乱起,过路阻梗,滇铜不至,不得已铸大钱,行宝钞,通货恶性膨胀,以致钱法大坏。《天咫偶闻》记:
咸丰三年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文曰:“成丰重宝。”重六钱,共制钱相辅而行。
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
十一月因巡防王大臣之请,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四钱、铜色黄,皆磨镱精工,光泽如镜,文日:“咸丰元宝。”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为四钱四分;继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
除了这不值钱的铜钱以外,又发行了更不值钱的钞票。银票称为“户部官票”,标明足色银若干两,下有“户部奏行官票”字样;钱票称为“清朝宝钞”,中标足制钱若干文,旁列“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面并特别注明:“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
银票与钱票的兑换率为一对二千。交纳公款搭抵的成数是票钞五成,大钱三成。结果由于民间不信任,以致官方亦拒绝搭抵。《天咫偶闻》记:
咸丰四年三月,铸钱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亦颇可行。然未及一年,盗铸蜂起,禁虽以弃市之律不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户部及言官,纷纷奏请停铸高额制钱,*后只剩下当十的铜、铁两种钱。不到两年,铁钱亦废。
《天咫偶闻》又记:
七年正月,忽讹言一日,而铁钱顿废,比户谕之终不听。从此铜当十独行。初令大钱与制钱并行,其后京城遂不用制钱,出京数十里即不用大钱,亦不知谁为之限制。
当十大钱又称“京钱”,民间呼之为“一大枚”。以后贬值至准制钱二文,故所谓“京钱一吊(千)”,实际上只是制钱两百文。
当发行票钞之初,户部奏定设立官号九处,四处号名有乾字,另五处号名有宇字,经管兵饷收发。咸丰八年冬天,肃顺彻查官号,发现“五宇字官号”,有官商勾结、侵吞分肥的情弊,于是有关司官及商人,革职严办,抄没家产者数十家。肃顺又奏请严究失察的户部堂官翁心存等,奉旨由肃顺一党的怡亲王载垣等查办,翁同龢成丰十年三月初一记:
户部官票所官吏舞弊,经王大臣审实,有旨诘问,该司员以短号整钞换长号零钞,曾否回堂?着七八两年历任户部各堂官明白回奏。
当宝钞发行之初,即发生打折行使的情况,短号整钞折扣大,长号零钞折扣小,所以在规定搭放的比率中,如能以短号换长号,无形中便套取了差额。户部司官忠麟、王熙震等供称“记曾回过尚书翁心存、侍郎杜翮”,所以上谕着令明白回奏。
三月初二,翁心存复奏,大意谓:“各部并未议准。”至十一日,复有旨诘问,翁心存复奏谓:“部院公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更改旧章之理。”奏入无下文,而谣言极盛。翁同龢十六日又记:
连日讹言纷起,有谓:“奏入,上震怒。”朱批“丧心病狂”等语,将有不测。大人日:“吾之忠悃,天实鉴之,汝等无为流言所惑。”
话虽如此,为人子者何能释然。翁同龢连日打听,至十九日始有消息:
晨谒筠师,终日枯坐,殊无所闻。夜辛伯来,以折底见示,内有翁某等回奏,与司员等所供不符,请将翁某、杜某均摘去顶戴,归案质讯。
“筠师”即杜翮,字筠巢,咸丰六年殿试曾充读卷官,所以翁同龢称之为师;“辛伯”名钱桂森,江苏泰州人,时官翰林院编修。所谓“以折底见示”,即载垣等复奏的底稿。此案的结果,见《清史列传·翁心存传》所载上谕:
忠麟、王熙震仅称回过翁心存、杜翮,其余各堂概未回明,亦未立稿存案,何得以影响之词,意存诿过。唯心存等在部有年,何以毫无觉察?实难辞咎。着先行交部议处,毋庸再行回奏,亦毋庸传讯。
吏部议的是降五级留任。朱笔改为“俟补官日,革职留任”。翁心存是因病奏请开缺,并非予告,病痊仍可起复补官;而“降五级留任”由朱笔改为“革职留任”,是文宗格外眷顾,因为“革留”只要稍有劳绩,或遇**庆典,大沛恩施时,一道上谕,即可开去处分;降五级则由大学士的正一品降为从三品,一级一级往上爬,非五六年不能官复原职,以翁心存的年龄,生前是不是再能戴红顶子都成疑问。
至于此案能得此结果,*基本的原因是牵涉于杜翮,他是文宗赖以得位的“恩师”杜受田之子,文宗要开脱杜,使得一案的翁心存连带受惠。
当然,这样处置,在肃顺是于心不甘的;因而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五月间怡亲王载垣等会奏,五宇商滥支经费,请饬户部堂官明白回奏。翁心存的复奏是,原给经费,因物价腾贵,实在不敷,故而多给。奉旨交部议处,仍旧是“革职留任”,等于没有处分,只是面子上稍觉难看而已。
烽火闲情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八月初八,文宗听从肃顺的建议,避往热河,留恭亲王在京议和。二十二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大掠后付之一炬。九月十一、十二两天,恭王与英法分别签订和约,半个月后,联军撤兵退出北京,地方秩序,渐次恢复。
翁同龢全家,包括翁同书的妻儿、翁同龢及诸子在内,事先分往三处避难。翁心存住房山,翁同龢则往来房山及京师之间,照料京寓,打听消息。十月十一日,迎父母回京。甫得安居,便有闲情。翁同龢此时日记中,逛琉璃厂访书的记载,随处可见:
十月二十日:见伯寅所藏《茶录》、《姜遐碑》二帖,皆淀园散落者也,索值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耳。得《花问集》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