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一九七○的“风”——《且听风吟》
1.“一九七○年”的故事
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年)获得了第二十二届群像新人文学奖,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8月间两周多的时间里,而这一时间段具有非同寻常的含义。因为1970年8月,正是从6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的季节”如火如荼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日本社会从“激荡的岁月”开始步入“和平稳定”的七八十年代的过渡时期。总之,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这个**迎来了表面的“繁荣”所带来的“和平”与“富裕”的一段时光。
这一时期,如果从比村上春树略微年长、并同样置身于大学校园的那一代人的立场上来看,在以1969年1月18、19日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攻防战为象征的动荡不安的60年代末,他们曾投身于这场斗争与否且另当别论,即便作为时代的同行者,在冲绳斗争和反对越战运动依然此伏彼���之际,1970年的8月,是一段足以令他们预感到“七。年安保运动”计划落空招致“失败季节”必将到来的奇妙而不安的岁月。
同年3月,呼号“世界同时革命”的学运中的赤军派留下“我们将成为‘明天的丈’”的豪言,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淀号),胁迫客机飞往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赤军派的这次劫机事件,意味着走在动荡时代*前线的人已无法忍受历史现实中的残酷而开始纷纷倒下。换言之,赤军派的海外逃亡,是即将迎来全盛期的“富裕”时代与奔走呼号“革命”的精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形成的一幕悲喜剧的象征。
此外,所谓“三岛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着以“盾之会”的学生成员为主体的私人队伍,闯入自卫队在市谷的驻扎地,他号召自卫队员发动武装政变,意图落空之后按照日本武士道的做法,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关于“三岛事件”,从发生到现在已过了将近四十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说法,但关于“三岛事件”的意义所在至少有一点确凿无疑,那便是“三岛事件”为1945年8月15日为起点的日本“战后”时期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就是说,“三岛事件”实际上映衬出了一条日本战后社会蜕变的清晰的轨迹,即日本从贫穷和混乱中迈向“战后”时期后,由于高度经济成长政策的成功,对种种虚幻价值的幻想逐渐破灭,日本开始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新型帝国主义**)立足于世界。换一个看似略有夸张的说法,在“全共斗运动”的学生叛乱中,三岛由纪夫对日本天皇制体制的存续深感危机,如果说这才是“三岛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赤军派的劫机事件和“三岛事件”就像两面对照的镜子,具体而象征性地映照出了1970年的日本所身处的那段时空。
村上春树曾经针对“1970年”及其前后时期,有过这样的发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无论是“全共斗”还是“政治叛乱”,那些“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的经历,可以说都是后天性的东西,都是1967年或1968年涌现出来并且终止于60年代的,但绝不能说它们完全左右了整个60年代的气氛,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对于简单地用“全共斗一代”来称呼我们这一点,我是相当有抵触的。我们确实曾以“全共斗”的方式拥有过一段热血喷涌的时期,但就我自身的感觉而言,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为重要的东西全部曾蕴涵在那段地下岩浆的形成期。也就是指60年代前半期和中间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及与之相伴的“战后体制”的瓦解。所说的“全共斗”,的确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我想它的**意义在于“战后体制”及其价值观的消亡。对于这种消亡是应该予以肯定还是予以否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因人而异,而且曾经相当混乱,因此才导致运动分崩离析,遭到**权力的压制。而且我想,1970年的旨趣就在于我们在瞬间被冷冻了起来。
这段访谈的内容虽然事后整理的痕迹十分明显,但可以说对于“1970年”前后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全共斗运动”,如果就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再稍稍多谈及一些的话,“全共斗运动”就像反对越战运动和反核潜艇停泊斗争所展示的那样,是如下两个潮流并轨之下引发出来的:一方面,与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同时诞生的反战思想以“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为契机,对已呈现出帝国主义面目的日本资本主义怀有愈来愈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是,针对大学的帝国主义式的再编(包括如今已司空见惯的产业界与大学及学术研究的合作,乃至学生自治规模的缩小等问题)导致了反对斗争。
1967年10月8日,导致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死亡的那场“阻止佐藤访美的羽田斗争”,对日本协助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进行了否定,1968年从日大斗争、东大斗争开始的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都是围绕着大学自治以及反对大学与**强权发生关联等问题而爆发的。“全共斗运动”时期在大学校园里筑起了路障,尽管是暂时性的,但毕竟把大学校园变成了“解放区”,因此,即便“全共斗运动”溃败了,但依然可以说它是一场盛大的人类解放的试验。同时,由“和平与民主主义”所代表的战后价值,*终不是被民众的一方,而是被**权力的一方所篡夺,面对这一事实而产生的愤怒、焦虑乃至绝望,也是“全共斗运动”所带来的一份遗产。“全共斗”是从否定实行“代议制”(间接民主主义)的“波茨坦自治会”(诞生于战后的自治会)的直接民主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单是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也完全可以认为“全共斗运动”从根本上瓦解了战后体制。
“全共斗运动”走向解体、开始溃败的时期,那便是“1970年”。这段时期,正是村上春树在大学里度过二十岁前后的时光。如果从大学一方去看的话,自1968年发生的日大斗争开始的全国学生运动即“全共斗运动”风潮中构筑起来的路障堡垒,*终被害怕体制根基发生动摇的强权一方所拆毁,结果这一时期,大学里渐渐开始复课。在所谓“正常化”了的大学校园里,有对一切变得毫不关心的学生,有叫喊“革命”的活动家,还有像是刚从梦中醒来开始攀附权力的学生……他们莫名其妙地混杂在一起。这种状态,可以说是斑驳的泡影即将消逝之际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兴奋与平静共存的状态。或者也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学”就是这样一群熙熙攘攘的年轻人的聚居之地,这些年轻人不成熟的热情在骤然冷却之后,扭曲了的情感令他们感到束手无策。
漫画家上村一夫的漫画《同居时代》,可以说绝好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因时代而受伤的一对男女,肩靠肩依偎在一起,他们身上绝无任何积极性可言,然而他们背向“体制”,试图共同生存下去的姿态,正是1970年一种典型的“青春”的象征。例如,辉夜姬的《神田川》虽然是稍晚几年而流行的,它所描绘的世界,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1970年8月的“气氛”。
你也许早已忘记
将红色手帕当做围巾
两人一起走进街边的澡堂
我们说好一起出来
却总是我在外等待
洗过的头凉到发芯里
小小的香皂冻得咯咯响
你抱紧了我
说“好冷”
那时候年轻没什么好怕的
只是你的温柔让我不安
时代的斑驳泡影尚未完全退去,对未来又抱有难以言喻的不安之心,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残存的温情。概而言之,这便是1970年。
那么,村上春树为何在70年代即将结束的1979年,写下这个发生在1970年里的故事呢?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经结束,为此作家想谱写一首青春的挽歌或安魂曲。在小说这种形式中,即便是一篇不同于“私小说”那样的完全与作家个人生活相重叠的创作风格的作品,也一定会有作者现实生活的影子被刻印其中。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将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向其他人倾诉,这便是小说的宿命。也可以说,作家的处女作中蕴涵着可以预见其未来创作中将会显现出来的各种元素,而这些元素都以原始的形态镶嵌在其处女作之中,《且听风吟》也不例外。
将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且听风吟》的创作年代结合起来看,1970年村上春树二十一岁,1979年正好三十岁。正是一个吟唱“青春的挽歌”的*佳年龄。在年近三十之际,为了净化过去的自己而完成一部小说,从一个侧面来讲《且听风吟》包含着这种意义。《且听风吟》在写法上虽然沿用了与众多的青春小说相似的章法结构,但是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多的感情表达或者过剩的观念表述,只是淡淡地展开叙述。这恰恰是因为作者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审视自己逝去的青春的缘故。或者正如群像新人文学奖的选考委员之一丸谷才一所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从日本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正是因为作者年龄已能够与那段逝去的青春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已发生的事实并非单纯地悲伤慨叹,而是将其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并能够冷静地泰然处之。
进而言之,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青春小说”,例如,被视为首部“青春小说”的森鸥外的《舞女》(明治二十三年)里,“青春”是从主人公受到挫折时的形象中捕捉到的。在明治时期新社会秩序的制约下,主人公太田丰太郎在留学之地柏林与爱丽丝恋爱却难以善终,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去回顾这一段充满悲伤的恋爱经历。在战后的“青春文学”里,以主人公的挫折和烦恼为轴心来描绘青春的基本模式也没有改变。再比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1946年~1947年),虽然被称作是一部旗帜鲜明地宣告日本战后文学开始的作品,但是剥开其与战争“罪恶”相抗争的“个体”苦闷挣扎的主题,明显可以看到根植于近代传统的“青春文学”的真实形象。再比如,与村上春树同时代的,同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作家立松和平,在其《远雷》(1980年)以前的作品中,包括获得**届早稻田文学奖的《自行车》(1970年),长篇小说《光雨》(1979年)等,这些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全都是因为找寻不到精神归宿而彷徨的、备受创伤的忧郁青年。
“那个时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我突然想起武田的事,感叹着自言自语起来。今天早上出门时,从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字的一列中,我看到了武田的名字,心里轰然一声。武田在与试图拆除校园封锁的机动部队发生冲突的过程中身负重伤,被送入警察医院**。夜深人静之时,他用剃须刀割破颈动脉,死在了病床上。“经过调查”,报纸上的报道到这里男起了一行继续报道,当武田知道他双目失明已确定无疑之后,很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才选择自杀的。
“你不必留在这里的,”武田深吸一口快要抽完的香烟后,这样说道。“你不是还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情吗?”那个曾经作为“大学校舍”的校舍,如今已经被桌椅堆砌的堡垒封死,我们就在里面住下了。我们也接到了使用武力解除封锁的*后通牒。机动部队在今夜*迟明天早晨便会出动。尽管我们召开了全体会议,可是大家就到底是僵持到*后一刻死守街垒,还是保存战斗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终也没有达成共识,任由各自的主观判断行事罢了。所以,离开也好留下也好,全凭各自的意愿。(《自行车》)
可以说这便是代表1970年的典型的青春形象。当然,在那个年代度过青春岁月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热衷于学生运动的学生。也有些年轻人对校园斗争漠不关心,整天泡在麻将馆里,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和女孩子约会。另外,还有那些大学生之外的数百万同代的年轻人,他们同往常一样整日工作。但是,学生叛乱,即全共斗运动,从对大学状况的质疑开始,并由此引发了学生们参与政治课题的热情以及对革命的狂热,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各大学校园,演变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否直接参与校园斗争,1970年的青春,都与这段引用部分所描述出来的精神世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
青春总是以代际来划分的,例如,“战后一代”或“六○年安保一代”等等这种寻常的称呼便是如此。无论村上春树个人对青春的见解如何,他与立松和平等人的青春时代被称为“全共斗世代”,这是对他们面向时代和社会“提出异议”的青春的称谓。可是,多年之后当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作为战后**次婴儿潮时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又被称为“团块世代”。那些曾经为追求自我独立(精神)而投入校园斗争一代人,仅仅被作为一个“团体”来评价,这实在是一种强烈的嘲讽。
不管怎样,197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村上春树也确确实实在这个时代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且听风吟》可以说正是为纪念那样的青春而作的一篇墓志铭。
2.失落的青春(一)
如果说青春正因为遭受到挫折,经历精神的磨炼才会绚丽多彩的话,那么这种挫折并非是表面上对青春幻想的放弃,也不是改变初衷转而对社会游戏规则的屈从。而是在个人的内心深处感到某种缺失,却发现无力去填补那种空洞时的一种精神状态,并且,这时所丧失的东西,对于个人而言必定是直接而具体的。
在小说《且听风吟》里,当“我”问及“鼠”放弃读大学的理由时,他谈起了自己曾亲身经历的学生运动。
“干吗算了?”
“怎么说呢?大概因为厌烦了吧。可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就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情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归,如同开玩笑时椅子被人抽走了一般。”
“往后做什么?”
鼠用毛巾擦着脚,沉吟多时。
无论曾经多么激烈地从根本上抨击社会、“提出异议”,无论怎样将自己定位在“异化”社会的位置上,当时光流逝,*终谁都会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回归到各自事先就可能已经被决定了的“岗位”上,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安定下来。“鼠”也可以被看做是作者村上春树,他对学生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并且申明“唯独我无处可归”。看上去“鼠”似乎只是淡漠而客观地讲述着事实,但这不过作品的文体(叙述方法)带来的表面印象而已。如果我们顺着“鼠”的思路来考虑的话,可能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换言之,“鼠”从未放弃过对他所处的时代“提出异议”的精神,他固守着自己的信念,正因为如此他才发现自己已被牢不可破的社会所抛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才应该是“鼠”的真实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