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前途的不妙。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冑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王朝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高统治者的授意,他**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深处触犯了赵宋王朝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己。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复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多年,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扩大为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会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观“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基本的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奏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谋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则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贪贿无度,惟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劻、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励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都是不惜力量打击异己。但秦桧与四人*大的区别就在于不贪。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惟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
送你一副历史**剂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用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支撑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道: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了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叹,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之本质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兴盛的信仰说教与*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惟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相差无几。我所反对的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来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圣叹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史书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 ”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何等真切地揭露了封建皇权之下惊人的贫富悬殊与社会动乱。白居易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
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 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惟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有益的,或者说是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一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的血腥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求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沖、杨志们的真实脚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期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
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惟《水浒》家喻产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情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因。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被动两不相容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 ”——我们真的有义务来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们自然会认识到“窳政”的危害。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文化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文化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文明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社会。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