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飞来时路
苏东坡有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充满人世沧桑的伤感，从小就在我心头回荡。正像我来自的北中国大地，冬天万里雪飘，雪地上一趾一履，痕迹都十分明显，可是，大雪继续纷飞，任何痕迹都会湮没。
人生，正是如此。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就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完他生命的全程，不管他是欢乐还是愁苦，不管他有许多伙伴还是孤单一人，也不管全程是长还是短。没有几个人能够再回他的起点，重踏原来的脚印，因为大雪继续纷飞，原来的脚印已经不见。只有少数幸运的人，借着回忆录、自传之类的文学作品，才能像飞鸿一样，重返他的来时地，重寻过去留下的痕迹。脚印埋藏在万丈深处的底层，外人看起来，不过一片冰天雪地，但从那万丈深处的脚印上发出的人性温暖，往往使飞鸿肠回气荡。就在这里，埋葬着他的往事，是欢乐、是悲哀、是歌声、是哭泣，一一涌上心头。
多少年来，朋友们一直劝我写回忆录，我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写回忆录的义务，把他们的时代真相，留给后人。可是，想不到，当我打算开始的时候，一连串事情发生：心脏病发作、视网膜出血，以及脊椎开刀，体力和视力大不如前，好像一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兵，当

十年杂文
专车游横贯公路的光彩，对我的贫穷没有稗益——那时候还不流行付给演讲费、撰稿费。台湾公路局认为我既是局长的贵宾，地位崇高，岂可以现金论价，所以并未支付分文，真是连煮字疗饥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报社命几位编辑分别撰写专栏，专栏的稿费虽然很低，但不无少补，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专栏定名为“倚梦闲话”，每天写一千余字。这不是十分体面的开始，却把我悄悄地带进另一个新的写作广场。
*早写杂文的目的，显而易见，只不过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没有什么向专制暴政挑战之类的题材，所以*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可是，到了后来，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佣偷了钱，刑警队就把那女孩带回警察局，双臂张开作“大”字状，铐在栏杆上。这是一种连军阀时代都不会发生的暴行（即使是帝王时代，为了防止强暴或戏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绑）。又如红极一时的名鸨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警察索贿。而警察局**个反应就是：一个老鸨怎么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而我的**个反应则是：老鸨跟总统一样，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
社会的黑暗，反映这个社会的品质。传统社会*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我见到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杂文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当时全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想出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我认为其心可憎，*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所以我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回响，以致后来记者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用“三作牌”来代替。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右，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十年后我被捕时，政府组织了三人专案小组负责侦讯，警务处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
……

编者前言
新版序言：一件新的震荡 柏杨
前言：重飞来时路 柏杨
代序：陪柏杨重走七十五年 周碧瑟
野生动物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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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称作“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一生念过无数个学校，可是从小学到大学，却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为此甚至造过假文凭。一生中娶过五个妻子，每一次婚姻都伴随过一段如烟往事。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殴打过继母，从过军，和蒋氏父子有过面对面的经历，多次企图自杀，无数次被学校和单位开除，曾遭遇过十年牢狱之灾，在七十年代几乎被枪决。

本书记录的是一个灾难的年代，同时也是柏杨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生活状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