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纪念范泉先生
陈映真[台北]
重新发现范泉(一九一六——二○○○),是这世纪之交海峡两岸文学界十分重大的收获,也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早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的晚期,年轻的范泉就在孤岛上海苦心收集了有关台湾文艺的日文资料,一面在敌伪的虎视下对侵略者进行果敢的文化斗争,一面又满怀着对同胞亲人的情感,研究祖国失丧之地台湾的文学。一九四六年元月到一九四七年间,范泉在大陆的文化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文学的重要文章。**回顾,范泉是当代中国大陆*早,而且很有见地的从事台湾新文学研究的人,是**大陆自一九七九年后不断繁荣起来的台湾文学研究事业的肇基人。
更重要的是,范泉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在甫告光复的台湾文坛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起到深刻的影响。一九四六年元月,范泉在上海发表《论台湾文学》。二月,台湾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赖明弘投稿到上海同一个杂志(《新文学》)上作了热情的回应,支持范泉的这些意见,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台湾光复后,台湾文学进入了将自己建设为新中国、新社会之组成部分的台湾文学的时代。
一年多以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仅仅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惨案”相隔七个多月后,欧阳明在台湾岛内的新生报《桥》副刊上发表文章《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次在岛内回应了范泉,从此在台湾引发了一场为期一年许的关于“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鸣。参加争鸣的省内省外作家和评论家有二十六个人,计收获了四十一篇论文。思想争鸣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个部分是围绕在范泉《论台湾文学》所提出的四个焦点上:(一)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二)台湾新文学发轫于日本统治时代,备受压抑,发展不足。光复后,台湾新文学迎来了一个重建的时期;(三)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要使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齐头并进;(四)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工程,端赖本省本地作家的努力,才能建设有“台湾气派”、有“台湾代表性”、有“台湾风格”与“台湾个性”的台湾新文学。第二个部分,是把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及其运用介绍到台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个性与典型性、文学的统一战线、台湾与大陆文学的特殊与一般的辩证法、继承还是超越“五四”,等等)。第三个部分则是当时台湾思想界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台湾文学”的概念、关于“奴化教育”、关于“奴才文学”、关于省内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团结,等等)。而在这论议
……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八年五月版。)写序,这足我*感荣幸也*觉高兴的事。
二十世纪足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米,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間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慨沦》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一九五五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一九血八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大*多的主将。所以今人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足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牛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 York:Harper/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一九四九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