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B连的噩梦
1941年12月8日12点25分(马尼拉时间),我们连正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宿营,忽然远处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我感到非常安心,以为这是我们的飞机在进行巡逻。几小时前(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人刚刚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有很多兄弟遇难,太平洋舰队的好几艘主力舰都被炸沉了。我们想,日本人的偷袭不可能接连得手,部署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会保护我们。所以,当我抬头看到远处飞来的54架漂亮的轰炸机的时候,一点也不慌乱,还有同伴对着机群欢呼。大家都以为这是执行完任务返回基地的我们自己的飞机。
当炸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完全错了。我只感到大地在剧烈地颤抖,重磅炸弹急速掉落,与空气摩擦的怪声,让我毛骨悚然。我的**反应,就是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日本人在进行地毯式轰炸,上千枚炸弹同时落到机场上平整的跑道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好多枚炸弹直接命中了我们停在跑道上的飞机。
日本人比我们快了一步,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飞机就会起飞去���炸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我们的飞机都加满了油,挂满弹药,与**炸弹无异,航空燃油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瞬间就摧毁了毗邻的飞机,数以百计的兄弟被烈焰吞没,霎时血肉横飞。我趴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头,一块弹片擦着我的头皮飞过。重伤未死的兄弟,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仅仅在几个小时前,大家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说,在狠狠地揍小日本一顿之后,好好地享受回国的乐趣。
日本高空轰炸机的**波攻击就使克拉克机场陷入瘫痪,我们残存的飞机所剩无几。随后,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大批零式战斗机从东南方向突入机场上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身上喷涂的大红色的太阳标志。。零式战斗机迅速抛下携带的炸弹,随后开始扫射整个机场。兄弟们四散开来,慌乱地寻找掩体,躲避枪林弹雨,很多人中弹倒下。
轰炸大约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扫射却好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事实上也就不过30分钟。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远东地区扭转战局的*后一线希望被日本人摧毁殆尽,太平洋西岸的战争天平继续向日本倾斜。我不得不说这又是一场悲剧。我们的高层获悉了日本人即将动手的情报,却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在珍珠港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是成为了又一场可耻的偷袭的受害者。
当时我刚满21岁,感觉命运把握在手中,“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我的座右铭。在参军之前,我就梦想着复员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和漂亮的劳拉长相厮守,白头偕老。日本人的空袭无情地击碎了我的梦想。我为前途担忧,理智告诉我,继续待在菲律宾凶多吉少,我**次感觉到命运无常。
现在讲这些事情,毫不费力。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不确定感,却会在不久的将来陪伴了我差不多四年时间。我当时甚至后悔,18月之前在满腔爱国的激情刺激下做出的冲动抉择。
高二那年我辍学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老师,继续读高中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一直在芝加哥莱恩男子职业高中旁听航空动力学——一门对高中生而言十分高深的课程。18岁的时候,我就想在商界闯荡。当时我已经开始和劳拉谈恋爱,不想读大学,想尽快挣钱,因为劳拉她爸希望女儿能嫁个有钱人,或者是个有体面职业的人。
当时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小五金工厂上班,这家工厂生产装饰盘挂钩、水管支架之类的小玩意。我也在那里谋了个差事,当推销员,把这些小玩意推销给百货公司和小商店。我真是经商的料子,**年就赚了不少钱。钱多得我可以自立门户,于是我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工厂,**不同的是,我的工厂生产我自己研制的产品。20岁的时候,我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我看到了美国政府下达的征兵草案。征兵草案上说,要征集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人伍,对比了一下条件,我发觉自己非常适合。
我身体条件很好,体重185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肌肉发达。我的头发乌黑闪亮,眼睛是灰色的,皮肤颜色很深,因此好多朋友把我当成了意大利后裔。一些意大利裔的朋友发觉我从来不跟他们说意大利语,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一家都是犹太人,祖父母是德国犹太人,外祖父母是波兰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来到美国定居。我父亲是纽约人,母亲是费城人。我们家姓坦尼伯格。我哥哥在19世纪30年代是摔跤好手,为了让自己更有气势,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野小子比尔·坦尼”,“坦尼”比“坦尼伯格”叫起来,提气得多。
参军的时候,我用的姓是“坦尼伯格”,不过我很多同伴都叫我“坦尼”。1947年9月,我正式地把自己的姓改为“坦尼”,随即发现好多战俘朋友在芝加哥找不到我了。
就在我决定参军的时候,《读者文摘》上面的一篇文章,激起了我的义愤,并因此坚定了我参军的信念。这篇文章纯粹是胡说八道,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美国的青年人,是战争婴儿,他们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还不能担负起对于**和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自由散漫,毫无生活目标,不够坚强,心智还不成熟”。
1940年9月,我决定主动参军,我要自己选择部队,而不是被莫名奇妙地与很多陌生人分在一起。我要以志愿兵的身份承担对**和家庭的责任。我要在战争中证明,自己并不是《读者文摘》上所说的那种人。
我准备参加芝加哥的国民警卫队,跟老乡一块当兵,多少有个照应,服完一年兵役后就回家重操旧业。我挨个地参观我家附近的国民警卫队,这些部队没给我什么好感,他们对我的简历也不是很满意。于是我怀疑自己参加国民警卫队的想法是不是错了,直到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读到了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92坦克营B连的理查德·E,丹卡中士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当**需要的时候,我为自己能够报效祖国而感到自豪。祖国母亲哺育我长大,现在到了我挺身而出,捍卫母亲尊严的时候了。”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为应征服役感到自豪,这种积极的态度我很欣赏。我随即搞清楚了这支部队的位置以及行车线路。这支部队离我家并不远,就在芝加哥以西22英里外的梅伍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看看这支部队里的其他人是不是也像丹卡中士那样。周四晚上,我早早地动身了,转了两次火车、两次汽车,花了一个小时一刻钟,到了这支部队的所在地——梅伍德军火库,找到了第192坦克营B连的指挥部。
和我以前参观的那些国民警卫队相比,这儿很有亲和力,他们把军火库弄得像一个乡村俱乐部。**句问候就让我如沐春风:“你好!兄弟,你叫什么,从哪儿来?”随后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撞球游戏。哈哈,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合伙从我身上捞一笔。可是我错了,这是他们对新成员的迎接方式。他们真是一群非常容易相处的人。
打完了撞球,他们又邀请我打保龄球。国民警卫队竟然有保龄球大联盟,这太让我震惊了。我感觉待在这个“乡村俱乐部’’里很不错。就在这时,一个伙计走过来,要我跟他比赛。他自我介绍叫刘易斯·布里坦,也是刚来的。他笑嘻嘻地说:“以后叫我卢就可以啦。”和我一样,布里坦也是过来看看这里氛围的。
卢比我高一点,大约有6英尺高,身体很健壮。他有一头深黑色的头发,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一字胡刚蓄不久,还很短。他的声音里透着和善,我无法拒绝这种真诚的邀请。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伸出手握住,我们俩哈哈大笑。(我和卢从认识就很投缘。在菲律宾保卫战、巴丹死亡行军以及日后的监禁生涯中,我们都在一块,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战后我们又一起攻读迈阿密大学的学位,而且在那个时候还合伙做过生意。我们的友谊持续到1990年9月23日,那天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于家中。)
我又接触了B连其他的一些成员。我发现他们都有丹卡中士那样的信念,“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为国出力”。我很乐意与这样的伙伴并肩作战。B连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所有的成员都具备一个**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快速反应能力。也许知道即将奔赴疆场,所以他们玩起来不要命。现在想来,可能这才是一支**的部队在大战之前应该具备的心理状态,放下一切负担,尽情地放松。
被他们感染,那个晚上我很尽兴,我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大家亲热得就像一个娘生的。我知道我离不开这个团队了。(我很荣幸加入了这个团队,在我的记忆当中,兄弟们一直相互关心,在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我的命就是兄弟们捡回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硕果仅存的B连成员——164人当中的14人,仍然亲密无间,关照着彼此的福利。)1940年10月12日,我们这些放养的“鸭子”,要步入正规化了。正式的入伍登记开始了,我站到了队伍的前面。因为即将成为一名军人,我非常激动,始终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我确信我一定会成为8连的一分子。不过,倒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兄弟被问及出生年月,回答完之后,他被告知:“很抱歉,小伙子,你还未满21岁。我们准备接收你之前,还需要先征得你父母的同意。”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18岁是入伍的法定年龄呢,7月1日我刚满21岁。
终于轮到我啦,登记员问我:“你是哪一年生的?”我两脚一并,大声回答:“1919年,长官。”就这样,我成了第192坦克营B连的光荣一员。我急切地想要开始我的军营生活啦。
当我穿着军装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家中的老小,有四个哥哥,大哥比我大10岁,四哥比我大6岁。哥哥们给我很多鼓励和建议,比尔还抽出时间,对我进行了摔跤强化训练,用他的话讲,“留一手战场上总会用得着”。虽然好几次,我急着想见劳拉,但是我也不好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事实上,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叫伊迪丝,二姐叫露丝,她们都夭折了。所以我的父母见到小儿子快要上战场,多少有些担心,他们不想再经历失去至亲骨肉的痛苦。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我们家住在费城。在12月里一个寒冷的上午,我父亲去上班了,我母亲出门采购,只有两个姐姐在家。家里没有人气,很冷,12岁的伊迪丝想点燃煤气炉让屋子里暖和些。她打开了煤气,划了根火柴,火柴熄灭了,于是她到橱柜里又拿了一根,没顾上关煤气,煤气泄漏了。当她划着第二根火柴,火花引起了爆炸,她的衣服着了火。二姐露丝站在一旁吓待了。两个小女孩跑到外面,伊迪丝在雪地上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弄灭,而露丝不知所措地大声哭泣。伊迪丝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露丝在那噩梦般的**得了感冒,在一周之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周内痛失两个爱女,对我父母打击很大,家庭医生建议他们尽快再生个孩子,于是我就在灾难后降生了。我知道,他们很想再要个女孩,可是从来没有因为我又是个男孩,而表现出任何失望和懊悔。从小、爸妈就教导我——把握现在,憧憬未来。因此,我在入伍前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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