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早在1914年秋即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写完,而计划撰写的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8、9月间。
我早就想对*新资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为此,我在侥幸逃脱流放后就移居维也纳,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受教于已故的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我被迫主要来仔细钻研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维也纳的写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将我监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员认真地检查过。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给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老牌经济学家的机会,并探究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根源。同时在那里我也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然后,政治活动又使我移居到瑞典,这里的斯德哥尔摩“国王图书馆”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专业经济图书馆允许我继续研究*新资产**经济学。我被捕后被驱逐到挪威,使我转换到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译者)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而后,即我到美国后,仍然是在当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比较详细地阅读了美国的经济学文献。
在克立斯坦尼亚,我的手稿很长时间不知遗失何方。只是承蒙我的朋友——挪威共产党人阿尔维德·汉森(Arvid G.Hansen)的极力寻找才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