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密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是中国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封闭，渐渐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 本书的各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里有影响力，有权威性的专家，他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研究和理解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文化变革阶段的政治、文化等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耿云志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的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造成了足以打败中国的种种条件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通过屡次的挫折、失败，逐渐认识到这些条件，认识到它们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从而引导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透过表面，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是世界的**，是世界上发展程度*高的**，只有其他**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所谓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自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的情况，表明他们决非古之夷狄**。梁廷枂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他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由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之**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的**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文化的发展因相互交流而得益，促其进步愈速。这一点，李鸿章也已有所认识。他曾说：“一国之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有明显的局限，他还只是看到格物制器之类的领域。后来的改革家们就进一步看到政教制度，乃至整个文化各领域，都可从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进步。清末的*后几年，因革命与立宪改革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已呈现出颇为开放的气象。只是因为政治变革主导一切的形势，于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自觉的意识。
辛亥革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但并未因此换来民主制度的实现，反而出现政治失序，乱象迭出的局面。人们集**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奔走革命与改革，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挫折与失望，促使人们反省。比较*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们，乃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真正发生变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制臭味”。所以，他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显然，要做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洗刷工夫，就必须做一番思想启蒙的工作，也就是做一番文化革新的工夫。当时有许多先觉分子与陈独秀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就连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中“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仍然很少。“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为反对，必须以心感动之，同化之”。所谓“以心感动之，同化之”，也是要做一番思想革新的事业。梁启超更明确要放弃政治活动，专注心力于革新国民思想的工作。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宣布说，“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大记者黄远庸认为，积清末以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与更代，至此已到了真正关键的时期，“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后，充分尊重人类之意志自由的新思想必将战而胜之。胡适更从文化整体变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中国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的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例外地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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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代序）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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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次世界大战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