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这些看法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因为单线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1998年我访问台湾,即有朋友问我:你是否遇到了麻烦?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发表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毕竟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在我开始从事民族考古学调查工作时,在民族调查队伍中已是个“异类”,曾被认为以今证古就是“今为古用”,“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时有积极分子、革命派进行“批评帮助” ,又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又发出不同的声音,当时要说一点顾虑没有,那是假话。 当代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反对一个研究者应有任何特定的理论取向。他们认为:自己所具有就是一种假说验证取向。对他们来说各种理论都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都可以采用,研究者主要目的是对可能解释进行验证。所有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将随着新的验证增强或减弱。人们永远得不到**真理,只会得到越来越可信的知识。民族考古学者更强调验证,当发现某种理论与自己研究的结果不符,自应扬弃和反对,不应产生什么顾虑。但中国情况不同。因此,如何勇敢地摆脱单线进化论的束缚,是在中国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工作的人面临的特殊问题,必须克服,才能前进。这也是谈到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时不能回避的。 以上简略地介绍我几十年工作历程和体会,对每项研究的具体情况这里自不可能详加叙述,好在论文都已公开发表。论文名称已于有关部分加以注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者可以参看。这些论文均收于《汪宁生论著萃编》之中。 一个人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研究成果应由他人评价,��别是由后世论定。我听任历史的论定。 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应像鲁迅所说:“多读外国人的书”。但同时也应精读中国古籍,不仅为了搜寻有用资料,而且可从古人治学精神中汲取营养。按中国古代学者也并不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是有人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历史和地理即重视调查,到各地游历和调查时又不忘读书,他那“竹笈双驮万卷书”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本文标题“历九州之风俗”一语就采自他的《日知录》一书。希望**民族考古学者永远继承古代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 P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