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畦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章 明代言官制度
一、言官制度源流与明代言官建制
在明代，言官是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其组织机构为六科和都察院。由于六科多简称为省，都察院简称为台，合称省台。给事中又称谏官，御史也称台官，所以明代言官又称台谏官、台省官，或取六科给事中的科与十三道监察御史的道，合称科道官。明代以前，给事中掌“言”，被称为言官或谏官；御史主“察”，即纠察，被称为察官，共同对政治进行监督。到了明代，“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二者的具体职权虽有区别，但交叉重叠之处很多，均以言论为其职责；加上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台谏合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因而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合称言官。
明代以前，给事中制度存在已久。“给事中”三字，原意为服务于内廷，“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据《晋书•职官志》载：“给事中，秦官也”，《文献通考•职官四》也说给事中是“秦置汉因之”，说明给事中创置于秦代。给事中在汉代并非正式官称，常为大夫、议郎的加官，凡加给事中者俱可在皇帝左右顾问应对。魏晋以降，给事中逐渐��为正式官称，其职掌同于汉代。唐代给事中隶门下省，掌封驳之事，即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违谬章疏，对政治有一定影响。宋代元丰改制前，给事中仅为寄禄官，元丰以后又恢复了封驳的职能。
经过曲折发展，给事中到明代时已日臻完善。明太祖立国后，总结前代官制，完善了给事中的组织系统。为了强化皇权，明太祖革除了丞相制，分相权于六部，提高部权。他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在**设给事中之职，加以牵制和监督。洪武六年三月将六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二人，品秩定为正七品（洪武六年六月改为从六品），独立地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更定科员，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八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四十人，均为正九品。与前代相比，明初给事中员额有定制，共计五十八员，分工细密，且职掌和权力有了很大的扩张和加重。六科曾一度隶属承敕司和通政使司，以后又独立自成机构。建文元年，惠帝改官制，升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留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一人。此后给事中的人数、品秩基本确定下来，直到明亡，变动甚微。
给事中制度，经明代的极盛时期，到了清代，逐渐走向削弱乃至衰亡。清初仍沿明制，设有六科给事中，但职能逐步削弱。清前期君主一般比较精明强干，亲操政柄，不让皇权旁落，也不许朝臣干扰皇权。所以，到了雍正初年，便彻底废除了给事中封驳制度，将六科给事中合并到都察院。台谏合一的结果，削弱了给事中的谏议权、监察权，致使这一制度名存实亡，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御史之名始见于《周礼》，“御史之名，周官有之”，古籍中有御史“掌赞书而授法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御史为诸侯王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置御史大夫，始专弹劾纠察之职。汉代御史职掌与秦相同，居殿中兰台议事，故御史官署称为御史台或兰台。魏晋仍汉之制，御史台遂为监察机构名称。唐代御史台按职能分台、殿、察三院。明太祖建国，仿唐制设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在废除丞相的同时置御史台，并于洪武十五年改设都察院，隶御史于都察院。都察院始设时有监察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又置御史三人、四人、五人不等，秩正九品。洪武十七年，都察院建制初步确定，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四品。道的建置在永乐中有所变更，直到宣德十年才*后确定为十三道，一行省为一道，各道所设监察御史则为定员，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道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共计一百一十人。另外，南京都察院有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分布是，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每道三人，其他九道，每道二人，共计三十人。自景泰四年以后，由朝廷派遣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官，往往加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衔，隶属于都察院系统。由于明代督抚派遣并无定额，因此，直到明末，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实际上都没有固定员额。
和前代相比，明代言官制度在性质、职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明代以前，给事中和御史区别很大，谏诤规诲、封驳制敕是给事中的职权，纠举官邪、肃清吏治则是监察御史的主要职掌；给事中属门下省，御史属御史台；给事中主言为言官，御史掌察为察官。宋代渐开台谏合一之端，御史始兼言职，但言官并不得司纠举之任。到了明代，纠弹百官仍然是御史的主要职掌，“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同时御史的言事职权得以继承，明代虽不专设言事御史，但承宋制，论事谏诤成为御史的当然职责，“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明初君主也多鼓励御史直言谏诤。明代给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从表面上看其职权与唐宋言官的职权区别不大，均“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但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在其兼有的言谏和监察两种职权中，唐、宋固有的言谏职权弱化，而更偏重于监察，主“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这种变化在元代已开始，元代重御史轻言谏，不设谏官，言谏职能由御史兼任。明代谏无专官，给事中和御史均可行言谏之职，而给事中的纠弹职能得以强化，纠举官吏的违法失职，历来多为御史职掌，但明代给事中对百官的弹劾权与御史的纠弹权并无实质的区别。故于慎行云：“本朝给事中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事，亦非设官之意也。”给事中和御史职权的混同，表明至明代，台谏合一的趋势加强。明末，孙承泽云：“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项，如宋时亦尚如此”，“后世有纠劾而鲜规正，盖以言官、察官浑之为一也”。
和清代相比，明代言官在职权、地位等方面均有高出之处。清代言官建制与明代相比，*大的变化是*终完成了台谏合一制度的变革过程。雍正元年，清世宗把六科“始隶都察院”，六科仅存的对皇帝监督进谏之权被取消，六科“有科抄而无封驳，一次奉依议之旨，即付施行。又使谏臣之职混合于台臣”，“其于主德之污隆，王言之得失，士大夫无纠绳之责”，其权力和地位大为下降。和明代设六科相比，清代仅“得其完具之躯壳，而不用其厉世摩钝之精意”。
御史和给事中职权的演化，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的逐步强化密切相关，“御史*初不过掌记事，其权甚小，然为时愈后其权则愈重，盖御史者代表皇帝与**以正官邪而肃纲纪也，故随**集权之趋势与日并进，遂以扩张其职能。而言官（指给事中，笔者注）之发展趋势则适与此相反；盖言官掌谏议司封驳，所以防止皇帝与政府之专断也；皇帝专制与政府集权之程度则愈趋愈甚，言官之权乃因之而日见削减；其中关系实互为消长者”。
此外，明代言官的组织规模与历代相比也**扩大。明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共八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南京都察院长官和属官三十三人，加上带宪衔出巡的督抚，明代御史人数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远远超过前代。六科给事中制度由明代创设，其人员配备亦众，定额为五十八人。这样，在定制上明代言官总人数在二百人以上，成为历史上人数*多、组织*完备的监察队伍。
作为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言官建制必然随着集权程度的深浅、官僚组织的伸缩而变化。君主专制集权到明代已达**状态，与此相适应，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发展到**，“其组织之密、职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明代严密完备的言官制度，将我国古代社会的监察制度推向了**。
……

绪论
**章 明代言官制度
一、言官制度源流与明代言官建制
二、言官的职权
三、言官的选任
四、言官的考核和升黜
第二章 明代言官群体的属性
一、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二、明代言官的群体意识
三、明代言官群像
第三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权力关系
一、言官群体与皇帝：谏驳与弹压
二、言官群体与阁臣：从协作到混战
三、言官群体与宦官：从对立到合流
四、言官群体之间：互纠与党争
第四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地方政治
一、督抚、巡按的设置及其职掌
二、言官群体与地方官的关系
三、言官群体对地方政务的影响
四、言官群体与军事
第五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社会风气变迁
一、明代言路习气变迁
二、言官群体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例
三、言官群体与明代世风变迁
四、明代言官敢言成因与蜕变缘由．
结语
附表一 明代言官人物表
附表二 嘉靖朝皇权摧抑言官一览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