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演唱生涯是从1998年开始的。
当时卢庚戌,后来的水木年华,开演唱会。做完实验从工物馆出来,路上遇到李健(歌手),知道他也要开。于是我也很想做一个演唱会。那时一边拣着垃圾一边开始写谱子,写和声,到酒吧找乐手排练。**场演出很糟糕。是在学校的多功能厅,1000左右的人到场,据说还有迷笛学校的学生。其实那是因为毁于调音。我真的很希望地上有一个缝,可以钻下去。又等了很长时间,等别人忘记这个事情。
1998年秋天,我打算组建一支自己的乐队。我开始在酒吧唱歌,一边挣些零用钱,一边寻找合适的乐手。
1999年5月1日,在一场演出中,通过舌头乐队的鼓手的女朋友的一个开酒吧的朋友的��友,认识了一个弹贝斯的新疆人。他认识我后来的鼓手田坤和吉他耿放。他是一个善于外交的人。他了解到我做乐队的想法,于是负责和他的朋友沟通,说服他们和我合作。
那个夏天大家无事可干,荷尔蒙过剩,心急火燎、无所事事地吃凉皮。吉他手耿放当时还算是英俊的,在酒吧里经常弹“加利福尼亚招待所”,音阶排比上去,很被一些女生问津。鼓手田坤,当然了,是非常牛比地沉默着的。我那时有一条100块钱的蓝色长裙,棉的,洗太久了,快变白了,自行车的座椅经常是歪的,我走路经常还是蹦蹦跳跳的,写一些自以为很色情很灰色的诗歌,在女生宿舍用小录音机DIY录了个磁带小样——其中就有那首《小龙房间里的鱼》。
这支乐队是如何建成的呢?简而言之是这样的:在上个世纪的一个凉风送爽、心旷神怡的夏末的傍晚,刚刚吃饱了凉皮没事干的小女生,傍在栏杆上突发奇想,如果我成了一支**乐队的主唱,会不会有许多男生追我呢?刚刚吃完了我买的一个小蛋糕的耿放听到这么不自量力的想法,很是迟疑了一下,*后他决定不去打击我可怜的自尊心,于是他很好心地说,会的。
于是这支乐队成立了。幸福大街——这个名字源于99年我写的一首充满莫名其妙的悲伤和愤怒的诗。大家一致通过了这种多少带着反讽和自嘲的悲伤情绪。没有人可以定义幸福大街属于什么风格:民谣、金属、朋克、说唱、工噪抑或哥特,她却寄托了我再次狂热的乌托邦梦想和声音修辞学上的历险。一个夏天就过去了。鬼使神差地,我们先在一个酒吧排练,然后那个酒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倒闭了。而后三年里,奔走于大学讲堂、学生宿舍、破落民居中的排练室和酒吧嘈杂的演出场之间,“从而安静的不再安静,神圣的不再神圣,然而乏味的依然乏味,躁动的依然躁动。”
我们对幸福是不憧憬的,我们没有白日梦。从八里庄到知春里到北医到海淀南路到蓝靛厂,我们像游击队员一样顽强地转换根据地和敷衍房东,成为了居委会的心头大患,倍受打击的“三无人员”,逃学少年的楷模,貌合神离的整体。虽然朝不保夕,却努力维持着“幸福大街”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不定期的排练,分享我买回来的两块钱的羊肉。虽然偶尔有争执,也为吃饭发愁,但排练是*难忘的时光。我们通常是只对着数量有限的服务生和老板演出。服务生不能走开,是因为有老板在旁边,而老板不能走开,是因为那个酒吧是他们家开的。所以我们决定如果下次再去演出,一定要带上钉子和锤子,好把酒吧的门窗都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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