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写吃
——北京谚语,“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
我记不起在哪里读到过,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则逸事。说他好美食,喜佳人。这位明神宗的首辅,完全按照告子“食色,性也”的教导,不仅好食,同时好色。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众多的姬妾,和长期、短期的性伴侣。为了性欲不减,为了旺盛的荷尔蒙,自然要吃各式各样能够壮阳的东西。食和色,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度一致。
戚继光守登州,专门指派渔民,到黄海捕获一种名叫“腽肭兽”的海兽,取其睾丸,也就是俗谓的海狗肾,定期送往北京,给这位内阁长官——他的顶头上司张居正煲汤喝。据明代文人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喝了这种汤以后,奇热攻心,阳亢无比,虽数九寒天,头顶出火。由于张居正冬天戴不住帽子,官员们在风雪寒冬的天气里,也都效法首辅,一律光头,这就成了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张居正吃到这等离奇荒诞的地步,你得承认,凡官皆擅吃,不吃难为官,他是个会吃的官。
这并不稀奇,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只要是官,被请客、被宴会、被应酬、被尊到���桌主位的机会,要比老百姓多得多。因此,嘴巴越吃越刁,舌头越吃越灵,胃口越吃越大,品位越吃越高,于是,吃的水平也就越来越高,逼得厨师的手艺也跟着精益求精,登峰造极。
应该承认,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们的推动。倘若要评功摆好的话,拥有善吃之嘴、善品之舌的大小官僚,应该是促进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功臣。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饱尝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部近代史,不如意事常八九,落后挨打、愚昧挨打、不长进挨打,打得中国人实在抬不起头来。但是,只有中餐,打不倒,谁也没打过,打也打不倒,真是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甚至可以这样预言:真是到了地球终结那一个晚上,在*后的晚餐桌上,选吃中餐者,肯定比选吃西餐者要多得多。
这种自我安慰,有点阿Q,可除了这,还有别的值得阿Q的吗?
于是,不禁为中国的吃,骄傲起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偷了东西走了;八国联军攻打紫禁城,抢了东西走了;日本鬼子在中国赖了八年,*后无条件投降滚蛋了。而我们中国的厨师,和炒勺锅铲、红白面案、油盐酱醋、五香作料漂洋过海,到巴黎、到伦敦、到旧金山,落地开花,开花结果,结果生子,永远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
一衣带水的日本,更不在话下。我在东京新宿一条小街上,走进一家中华料理店。那师傅是从广州去的,特地给我煮了一碗云吞面,声明不收费,是奉送给我这位同胞的。我问他,想家吗?他说想。我又问他,想回去吗?他说不想。看来中国厨师,到了番邦,就再不离开,就凭煎、炒、烹、炸四字经,从此,没完没了地让老外掏腰包,挣老外那张洋嘴巴、那根洋舌头的钱。
要这样算起来,到底谁厉害,还很难说呢!
张居正这道名菜,我记住了,食谱上查不出来,叫“鸡舌羹”,想系他的**。顾名思义,是用鸡的舌头做出来的汤了。汤或者羹,是中国菜的正宗,看商周的青铜器,大而宽、深而广,**是以食物的流质状态来构思来设计来制造的。有诗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翁妇味,先遣小姑尝。”可见羹汤做得好坏,决定新媳妇在这家未来的日子好过与否。孔夫子也把羹看得很重,他说:“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齐”即“斋”的意思,他要求人们像斋戒那样对待这碗汤。有这样的古训在先,小媳妇敢不把汤做好?
至今粤人爱煲汤——家家有煲,每餐必汤。连本是北方人的客家人,或后来南下的干部,也煲汤成瘾,认为羹汤是*补养的,看来倒是古风余韵的发扬了。不过,用鸡舌头做羹,恐怕连老广也闻所未闻。这舌头一定吃那舌头,吃得如此刁钻促狭,挖空心思,也算把食文化推到**境地了。鸡舌并非凤髓龙脑,倒不难求,但是,得需多少鸡舌才能烧出一碗羹来,那可就令人咋“舌”了。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爱吃舌头的,那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了。
不过,他要吃的是鸭舌头。第八回,宝玉在薛姨妈处便饭,“因夸前日在东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妙了。看来,贾宝玉是一个懂得欣赏美味的人。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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