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片《钱学森》摄制组成员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达百人之多,而真正见过钱学森并采访过他的,却仅我一人。
那是1997年,我担任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执行总导演,负责全片一百多位当事人的采访。由于周恩来生前是中共党内与知识分子关系*为密切的一位领导人,加上他一直担任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高机构——**专委会的主任,钱学森与周恩来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是《周恩来》一片中的重量级采访人物。我们摄制组负责联络采访对象的统筹告诉我,钱学森办公室说,钱老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要向钱老请示。有**,钱办打来电话,跟我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面谈。纪录片《周恩来》的上百位采访对象中,上至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当时***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工人、农民,我们均通过电话或传真联络就能约定,要求面见汇报才能决定进行采访的,钱学森是**个,也是惟一的一个。
经过层层的哨卡,呈递介绍信、填报会客登记、查验证件,我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一位声音洪亮、面色红润、伟岸高大的军人接待了我。他自我介绍,名叫涂元季,是钱学森的秘书,也是他的学术助手。涂秘书告诉我,钱老退休以后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尤其是电视采访,老人家几年来一直闭门谢客。但钱老对周恩来有特殊感情,考虑到本片乃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之作,所以他破例答应接受采访。
商量采访具体细节的时候,我提出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屋子,而且要提前一小时为采访布置灯光。涂秘书听后皱起了眉头,他告诉我,钱老家的房间都非常小,而钱老腿脚不便,无法出门,希望我们不要搞得太复杂,尽量缩短准备时间。对于我们采访提纲中关于钱老被美国当局扣押五年而*终回国的一段,涂秘书说,钱老不愿提起这段往事,我们可以采访钱老的夫人蒋英。
由于当时我们主要是拍摄周恩来的生平,对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本人并未有太多的研究,涂秘书指出了我们采访大纲中大量的常识错误,其中他谈到,我们理解的“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包括原子弹、氢弹在内的核弹和导弹、卫星,称为“两弹一星”,而这中间*重要的是导弹。如果没有导弹,原子弹相当于没有枪的子弹,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攻击武器。人造卫星能否上天,主要取决于其运载工具——火箭,钱学森作为中国导弹之父,其在中国国防**武器研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这次谈话,是我了解钱学森的**课,也开启了我对钱学森的兴趣。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国防科工委的宿舍,几排红砖三层家属楼,钱学森的家就坐落在此。一楼是警卫战士的住处,钱老一家住在二楼。进门后,发现这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民居建筑,每个屋子都非常窄小。我们选择了钱老的书房,但由于屋子太小,我们原来准备布置的十个灯,减成了四个,幸亏当天阳光明媚,我们更多地使用了自然光。当我们布置完毕,钱老面带笑容,坐着轮椅被推到了书房。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钱老时年八十有六,由于骨质疏松:基本上已离不开轮椅。但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到钱学森肤色白皙,脸上并没有很多的皱纹,他目光敏锐、明亮有神,不像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
当时为了保持采访的统一性,我们设计了一块巨大的背景布,但由于钱老不能离开轮椅,白色的椅背特别显眼,我用我的深色外衣套在了椅背上。
我想上去跟他寒暄几句,钱永刚跟我说,他父亲基本上听不见。由于听力障碍,老人的声音特别洪亮。周围所有的人都称他为“钱老”,尤其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儿子钱永刚,不叫他爸爸,也称他为“钱老”。钱永刚告诉我,采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问题也不必太多,昨天晚上他父亲都做了准备,简短开场后,采访就开始了。
采访开始后,钱老基本上不理会我的提问,自顾自地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但是他讲的内容,不仅是我提纲上所提出的,而且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天,钱老情绪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面带孩童般纯真的微笑,他虽因耳背,音调较高,但语速平缓,一字一顿,而且内容风趣幽默,不像是讲一些严肃的、严谨的科学问题,这时的钱学森,似乎不仅是科学家,而更像一个大师级艺术家。采访中他大部分时间面带微笑,即使说到在人代会上,因有人质疑“两弹一星”,他非常生气,据理力驳时,脸上依然面带微笑。
当他说到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称周恩来总理遗孀、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老师时(钱老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小学,当时邓是学校老师),和在研究“东风二号”导弹失败原因,一个女工程师因为着急把脸搞歪的故事时,他都孩童般地笑出了声。但是当他讲到“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让他保重身体时,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声音哽咽,眼角有了泪光。
原定的半小时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钱老讲了一个多小时。钱老讲的内容很多,在后来《周恩来》成片时,他的访谈仅用了不到五分钟。其后我们在采访他的夫人蒋英时,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当时对钱学森了解尚浅,我印象里的钱学森和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老人没有太多差别:性情平和,衣着简朴,家居陈旧,很难把我所见到的一切和一个神秘的大科学家联系到一起。我更不会想到,十年后在我拍摄《钱学森》传记片时,这竟是钱学森一生中**一次有记录的完整采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拍摄的每一分钟画面都极其珍贵。
二、钱学森是新中国的战略科学家
当我加人《钱学森》摄制组时,该片已筹备几年,但一直进展缓慢。我在了解很多情况后,也突然发现,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首先,由于钱学森长期从事高度机密的国防科研工作,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因此,有关他的影像资料极为缺乏。他在“文革”前的所有影像资料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其次,在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竟然找不到在具体的科研攻关工作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再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钱学森对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科技发展究竟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在几年的采访拍摄中,我们渐渐地对钱学森的科学地位和突出贡献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面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钱学森以一己之力确立了新中国国防科研的战略。
1955年10月,刚过国庆节,钱学森回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将虚位以待几年的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位置授予了他,钱学森也开始了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为力学所做了布局。1956年5月,**召开了全国长期科学规划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副总理组织了六百多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二年规划”。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又有限,所以要确定几项优先发展的项目。在前期规划项目中,飞机制造名列其中。这是因为,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由于空中力量不够,吃了大亏。**高层痛下决心,准备打造自己的航空工业,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是力推者之一。但人们没有想到,在规划制定时,航空专业出身的钱学森却态度鲜明地反对优先安排发展飞机,提出应优先发展火箭武器,后来他自己将其转译成“导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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