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举出当代的核战争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时常公开讲要在核战争中“占优势”。他们的说法恰恰重复了俄国军事领导人的言论——尽管苏联的政治领导人不这样说,例如像勃列日涅夫就不止一次地警告说热核战争对于两个**大国来说无异于自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冷战再趋紧张时,两个**的论调都反映了一种信念,即取得核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能够通过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形成巩固的战略力量。人们有可能建立一种核战争理论,假设核战争只不过是另一种暴力,它在规模上更大,但在实质上与我们在历史上所熟悉的暴力类型没有区别。从该假设出发就会认为,核战争虽比常规战争更可怕,但如果我们采取措施使我们中间至少一些人生存下来,它并不一定无法容忍。换言之,一旦人们从对于核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这种理论假设出发,就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美国不需要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局限于竭力防止核战争,美国也必须准备在核战争后生存下来。于是,人们当然就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亿美国人死于核战争,美国十分之九的经济能力遭到毁灭,我们如何才能够使幸存下来的美国人以残存的十分之一的经济能力重建美国呢?
这种核战争理论中的偶然因素是它的极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国际和国内政治领域的各个层次的理论分析和预测中,都具有典型性。即使人们接受这种理论对死亡、物质破坏和物质复苏率所作的所有估计,它仍然不能肯定人们对于核战争可能带来的那种人类的和物质的毁灭会有什么反应。显然,如果一个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能被设想为像原始的蚂蚁社会那样活动,那么,它理所当然地具有复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