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

绪言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诗大小雅说臆
古诗说摭遗
诗心论发凡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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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