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研究政治文化历史的生动且睿智的著作中，迈克尔·布林特讨论了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从阿尔蒙德和维巴以来的美国科学/行为主义传统这三种传统的区别。受惠于他自己翻译的一些经典著作，布林特证明了知识多元主义的价值，这一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当代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之中，也体现在当代政治科学的文化之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众多政治学者倾向于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残余变量（residual variable），也就是凡是其他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就用政治文化来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政治文化研究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另外，同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兴起并日益在政治学科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更加使得政治文化理论被边缘化，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渐沉寂下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亨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政治文化研究强势“复兴”，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
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 Brint）于1991年出版的《政治文化的谱系》，正是政治文化研究“复兴”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考察政治文化的“谱系”意在强调：政治文化研究并非遵循单一的发展路径，而正是以多元化的基因与历史为自身特点。基于这一立场，布林特在书中集中讨论了三种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传统，分别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以及肇始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美国政治科学（行为主义）传统。在比较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三种不同传统之后，布林特提出知识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呼吁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不应该仅仅强调美国行为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而应该吸纳更多的社会学和解释主义的方法。*后，布林特表达了他的希望：一种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之复兴。
此书出版的时候，布林特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专业的助理教授，之后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担任副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托马斯?杰斐逊讲座教授，现在是美国加州路德大学曾永义讲座教授（Uyeno Tseng Professor）。布林特教授作为政治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政治文化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还包括《悲剧与拒绝：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Tragedy and Denial：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与民族主义》（Culture，Politics，and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一 双峰对峙：政治文化研究的两种哲学范式
尽管政治文化的强势复兴已经使其在政治学科的研究中重新取得重要地位，但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争议却一直没有间断。从政治文化的定义到研究方法，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而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除此之外，对于政治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着种种争论。政治文化到底只是一个情境变量（context variable）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决定了行为者的政治行为选择。政治文化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还是一个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围绕以上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分歧与争论，使得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unified paradigm），而是一个在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价值观（value）以及认识论（epistemology）方面存在诸多分歧的学科。
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与观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范式。这里所谓的哲学范式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程序、方法等问题，它是指导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观点。政治文化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哲学范式，即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m）与解释主义范式（interpretivism，亦称为hermeneutics）。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认为，政治文化尽管是通过人们的主观意向和历史实践形成的，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现象。换言之，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客体，是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的事实，是可以与研究主体分离并被研究主体进行客观、系统地观察、测量和研究的。按着这种研究范式，政治文化研究应该是一项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客观的、超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研究者在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时应该做到情感上的超然（emotional disattachment）。在认识论上，实证主义范式认为，政治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客观、系统的科学方法去描述和解释政治文化的诸多现象，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为政治文化的演变提供相应的指导。例如，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的研究目的之一就在于了解墨西哥的政治文化现状，从而为墨西哥培育发展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需求的公民文化提供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1963年出版了《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其中，“认知取向是对政治系统的职责、这些职责的在任者、输入、输出的认知和信念；感情取向是关于政治系统的职责、人员和功能的情感；评价取向是对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观点，通常包含价值标准和信息、情感的结合”。
在此基础之上，阿尔蒙德与维巴把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经典类型：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村民型政治文化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征则表现为，人们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有密切的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后，阿尔蒙德与维巴把公民文化定义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同时混合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这一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基石。
阿尔蒙德与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的整体分布状况，通过把个体的政治态度汇总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分布状况，他们把英国、美国两国社会的总体文化特征描绘为*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社会，而把意大利的总体文化特征描绘为冷漠与疏离的社会。这一定义经常被批评为以个人特征之集合考察文化整体，犯有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错误（individualist fallacy）与化约主义错误（reductionism）。尽管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但是阿尔蒙德与维巴的这一行为主义定义获得了政治文化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这是因为这一定义特别适合进行调查研究，也特别适合进行跨国比较。
……

导 言
**编 扮演他者：法国的社会学传统
**章 孟德斯鸠：野兽和神之间
第二章 卢梭和古典共和国
第三章 杰曼·斯戴尔的浪漫与批评
第四章 本杰明·贡斯当对现代自由主义的辩护
第五章 弗朗索瓦?基佐论政治文化的政治
第六章 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新科学
第二编 文化与意识：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
**章 歌德时代的政治文化
第二章 康德的人类学奥德赛式旅程
第三章 赫尔德和洪堡的语言、历史、文化多元性
第四章 黑格尔论伦理生活的终点
第五章 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浮士德式辩证法
第六章 哪个韦伯？谁的韦伯？
第三编 政治文化中的美国式科学和美国政治科学中的文化
**章 分离的桌子：美国政治科学中的文化
第二章 让我们的学科史更为正直：政治文化的美国式科学
第三章 行为主义科学的葬礼演说词
第四章 在但丁的地狱中
第五章 关于政治参与的批判性对话
第六章 政治文化的再生
参考文献
索 引

卢春龙、袁倩两位老师所译Minchael Brint所著《政治文化的谱系》是一部对于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译者牢牢把握了作者关于政治文化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学术主旨，以此为主轴展开译介，自然得其要领，基本贯通了作者的原创学术思路。在**部分中，译者紧扣六位法国政治学家的政治思想演进史，在政治文化的社会学基础等方面进行了突出的有效的发掘，使六位学者的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文化”色彩更加浓厚，更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题。在第二部分中，译者继续跟踪作者的德国政治思想演化历史，把政治文化的根基扎根于德国政治哲学的土壤之中，充分发挥揭示了政治文化的哲学根源，进一步体现了作者探索政治文化的逻辑思维，的确符合作者原创意图。在第三部分中，译者着重突出了作者的政治文化多元化与多样性之原创思想，把前述社会领域之政治文化与哲学领域之政治文化等两方面的学术归纳，进一步与美国政治学在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思潮下越来越滑向实证经验甚至是数量统计分析学的时代趋势相结合，突出论述了政治文化在政治思想与政治科学两方面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跨越式发展思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颇具学术创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