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他几乎完整地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重建和发展,他的文学道路从创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始,到“新感觉派”小说而辉煌,从写旧体诗始,到写现代派新诗而**,晚年又复归旧体诗的吟哦,从翻译外国文学到研究古典诗词,又扩大至金石碑版的探索,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家到学者……他经历的历史风云之稠密,走过的文学道路之险峻,扮演的文坛角色之多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他就是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的施蛰存先生。
谈起施蛰存,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当年与鲁迅那场有名的《庄子》、《文选》之争,对这位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的作家格外好奇。其实,不管这场纷争如何出人意表,令人遗憾,都不能抹杀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不必搬出在论争之前,施蛰存主编《现代》曾与鲁迅有密切的合作,也不必搬出在论争之后,又是施蛰存率先运用心理分析学说探讨鲁迅的小说。假如我们认定鲁迅从他���贯的立场出发,反对青年人潜心古书,自有其针对现实的内在理路,那么施蛰存所关心、所追求的是在民族文学复兴过程中,如何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美 文属性与“五四”所提倡的张扬个性、文学自由结合起来。从更深的层次加以考察,鲁、施应无根本的分歧,而施蛰存也从未认过错。
施蛰存曾开玩笑似的说过,自己是个不左不右、不中不西的人。这话可圈可点,也十分耐人寻味。施蛰存从未出过洋,留过学,当年他的挚友戴望舒访学法兰西,也曾使他一度怦然心动,但由于家累等多方面原因,用现在的流行语说,施蛰存终老没有当成“海归派”。但他远比那些喝了几口洋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海归”高明。施蛰存精通英文,精通法文,对自古罗马以降直至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可以他大量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译著为证。他翻译了古罗马的维吉尔、英国的司各特、波兰的显克微支、保加利亚的伐佐夫、丹麦的尼克索、挪威的哈姆生等名家,他更翻译了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瑞典、西班牙、以色列等国不广为人知的作家作品。特别是他一直致力于引进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是把显尼志勒带到中国的**人。从早年主编《现代》到晚年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在介绍评论西洋文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前瞻、包容和开放,显示了他的全球视野,而这种全球性的眼光,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只有鲁迅、周作人等少数几位巨子才具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大陆文坛“朦胧诗”兴起,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派小说大行其道时,施蛰存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东西我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玩过了。他不以自己被“重新发现”而沾沾自喜,以“大师”自居;他更从不对文坛座次、排名先后而斤斤计较。当上海市授予他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时,他不需要这样的奖励的公开表态多少使主办者感到难堪。而九十年代以来商品化浪潮对文学的严重冲击,施蛰存也并不大惊小怪,以古证今,以洋喻今,他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论多少曲折,只要人们还有内心的诉求,还有精神的追求,文学的前景永远是美好的。也基于此,他在晚年仍一直手不释卷,关注天下事,更关注文学和学术的动向。
施蛰存是特立独行的。在新文学名家中,不为潮流所左右,能与鸳鸯蝴蝶派旧文人和平共处,又与不求闻达、野云闲鹤式的文苑艺坛人物密切往来的,恐怕只有施蛰存一人了。他对钱锺书、沈从文、傅雷、丁玲等老友的臧否,认为钱锺书为人为文有点“恶客”(上海方言,尖刻之意);他指出沈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乡下人,其实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他写傅雷易“怒”,坦陈自己常与傅雷意见相左;他回忆丁玲早就有意识形态的“傲气”,自以为比别人都革命,都是独有会心,真切而有趣,精辟而不留情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施蛰存自有一套独到而发人深思的看法。如他针对八十年代末青年学人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提醒说:“‘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可惜由于施蛰存晚年亟待完成的工作太多而未能留下详尽的著述。
五十年代以降,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厄运等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低调,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被迫蜷居斗室坐在便桶上看书撰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地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在他留下的五十年代以来的百万字的著述中,很少很少有已经时过境迁站不住脚的,就这点而言,大概只有天津的孙犁差**拟。完全可以这样说,施蛰存一直独立于权力之外,一直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卓尔不群。
有人曾想以“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来形容施蛰存,虽说是出于好意,但以施蛰存的博大精深,绝非这样的概括所能涵盖。他所开启的“四窗”(即南窗新文学创作,东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北窗金石碑版考释)的成就和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界定的“海派”的范畴。晚年的施蛰存安坐在上海愚园路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客厅之中,抽着他心爱的雪茄,翻阅着各种各样中外报刊,与来访的海内外学人谈文说艺,荣辱不惊,冷眼向洋看世界。他是超脱的,通达的,又是入世的,洞察一切的。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
施蛰存不愿意做寿,曾戏称做寿就是做“寿头”(上海方言,傻瓜之意),老人在百岁暖寿之后不到一个月谢世,真是一语成谶。随着施蛰存的离去,也许一个学识上为通家,人格上为达士的大师时代真的被带走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属于二十世纪的,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文章自由、人格自由,是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