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你再晚来一点,就看不见我了。”这是九十一岁的施蛰存先生在我初访他时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我完全能理解他这句话中的期待与责备,因为自从十多年前我们开始通信以来,我一直打算来上海看他,但每次在安排前往上海的计划之后,又临时因为家累或其他缘故而取消行程。我常常为此而感到遗憾。一直到今年春天,自己许下心愿,无论如何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实现多年的愿望。我终于在6月4日由美国飞往上海。次日抵上海后才听说施先生近日身体大衰,本来要立刻做全身检查,但他坚持要等见了我之后才放心进医院。如此忠诚的“等待”令我感动。
我与施先生的特殊友情始于一个偶然的文字因缘。1984年春我突然接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施先生短函,信中说他多年来热衷干词学研究,不久前听说我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的英文专著,希望我能寄一本给他。
现代文学**专攻古典文学 施先生的来信令我感到喜出望外:没想到曾以三个“克”erotic,exotic, grotesoque(色情的、异国情调的、怪异的)的文体闻名于上海文坛的三十年代先锋作家会对古典文学有兴趣。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位现代文学**早已于 1937年左右转入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其实是长达约六十年的大半生)一直在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金石碑版等题材打交道。他的治学态度之严肃与认真给我提供了一个*佳典范,于是十年来我自然而然把他当成学问上的导师。后来我研究陈子龙和柳如是的诗词,接着又从事于女诗人作品的探讨及编纂,有很大部分是得自施先生的鼓励与帮助。我每有诗词版本方面的问题,都必向施先生请教,而他总是一一作复,其中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可以说是述说不尽的。
尤其让我感激不尽的是,他把多年珍藏的善本书 ——例如《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众香词》、《名媛诗归》—— 都给了我。多年来他在邮寄与转托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麻烦与困难,更是一言难尽。总之,我很珍惜自己与施先生之间的忘年之交,觉得如此可贵的神交,看来虽似偶然,实非偶然。
此次终于如愿以偿,与施先生初次见面,内心喜悦之情,自难形容。我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不知从何说起。*后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较富哲学性的问题:“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坦率而不甚实际的问题,九十一岁的长者起初报以无言的微笑,接着就陧慢地答道: “说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一…·” 没想到我提出的问题激起了施先生的回忆,在他愚园路的寓所中,我们展开了长达近四小时的对话。老作家由大学生活谈到抗战期间的流离迁徙,由抗战胜利说到自己创作生涯的变化,又从后来的反右说到“文革”的个人经验。
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开始了“靠边站” 的生活:1957年他正式被贬为农民,在嘉定做苦工;1960年以后被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虽被剥夺了任何著作的出版权利,但从此过着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可以说,多年来在创作与学术的领域中,他一直扮演着被遗忘的角色。施先生一再强调,人生的苦难只有使他更加了解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反正被打成右派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学问。对于名利,我早就看淡了 ……” 利用机会读书做学问 这种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进一步请他说明“文革”期间的个人经验。他说:“我从不与人争吵,也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成一回事。在‘文革’期间,我白天被斗,晚上看书,久而久之我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总之,无论遇到什么运动,每天下午4点钟以后就可以回家去读自己的书了。”换言之,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施先生的一贯心态是:利用机会,趁机读书做学问。我认为他之所以能持有如此超然的态度,乃是因为他在书中找到了真实的精神世界,所以对任何外界的干扰(包括别人给他的伤害和侮辱)都能置之不理。因此,他虽然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尽了折磨,但政治形势所造成的不利和隔离的环境却反而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非凡成就。
P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