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玫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玫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那时赶上约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爱人去美国,玫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后,玫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故事结局在爱情的部分出人意料,令人叹惋。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寄居者 (严歌苓经典长篇小说定本:一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乱世佳人》)_严歌苓_天津人民出版社_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了。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1939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蓝灰色的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佣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佣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佣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个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事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把它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考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水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吗不去别处高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旁。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板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交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水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一边做手里的事,一边做白日梦。我弹琴弹得不好不坏,手指头灵巧如飞,不过如果你让我打一份不关我事的公文,它们同样灵巧如飞。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是个带些贵气模样的人。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
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个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在某个宅子里私授钢琴课,远远不如这场面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
去哪里走走?
你说呢,May?
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
一点钟宵禁吗?
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
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
……
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没有后果,*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那条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

在严歌苓的诸多著作中,《寄居者》无疑是*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书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对自我的追寻与迷失,都在其中。这部小说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而成功的尝试。这就是一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乱世佳人》。
严歌苓创作《寄居者》的灵感源于柏林墙,“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依我看,刻意去找戏剧性和刻意避开戏剧性一样,都没有必要。1993年,我和我先生去柏林旅游时,参观了从东柏林穿越柏林墙,逃亡西柏林的故事。许许多多人的故事都写在柏林墙的一个展览馆。有一个故事简直就像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位小伙子跟一个姑娘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在几年后还无法忘怀她。一次,他在欧洲见到一位姑娘,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口。”在小说里,严歌苓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中国女孩。
《寄居者》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上海,会让人忍不住将严歌苓与善于描写上海的张爱玲进行比较,然而“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
为了创作《寄居者》,严歌苓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品,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严歌苓说:“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