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读本》原名为《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922年,胡适邀请他的弟子、**史学家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目的在于为青少年提供既通俗又权威的历史读本。时年29岁的顾颉刚为此耗费了巨大心血,他说,自己“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
这本书写成后,胡适亲自担任校订,由此可见通过历史来启迪民智,在这些文化巨匠心中的分量。本书出版后先后印刷了50多次,是民国时代影响*大的历史读本。
顾颉刚成名主要在编《古史辨》,因此往往予人古代史研究专家之印象。有些人虽赞成其拨开历史迷雾的事功,却也不免批评他“有破坏而无建设”。
其实顾颉刚对中国史是有通贯理解及论述能力的,不只能考古,亦能述今;不只能破坏,也能建设。《中国史读本》就是一个证明。
写这部书时,顾颉刚还没编《古史辨》,也还没提出“古史层累说”,但尔后一些基本观念,却早蕴于此。且此书通贯古今,具有通史的识见,足钤后来者批评之口。
顾先生曾在评论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时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这段话,用来评价顾氏自己所编的这本书,恐怕也极为恰当。
我觉得*可称道的是它的叙述能力,在史事繁赜驳杂之中,甚能提纲挈领,说得不蔓不枝,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那样纷纭的变局,要用如此简练的笔法讲清楚,真是不易。时贤所作历史教科书,固然学力各有优长,但普遍笔舌木强,话讲不清楚,且往往轻重失伦,比起顾氏王氏,不免有愧。
本书不难看做是*能代表顾氏整体史观与史学规模之作。许多在本书中简单的论断,后来顾先生也会用较繁复缜密的论著来说明,但说来说去,大旨其实亦不外本书所述。据此而言,本书在近代史学史上之重要性,显然要远超过一般历史教科书所能具有之意义。
——台湾**学者 龚鹏程
这本书原是上中下三册《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由顾颉刚、王钟麒(伯祥)编辑,胡适校订,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九月、1924年二月、六月陆续出版。
此书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仅仅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1929年二月,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等联名提项目弹劾此书,说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主持会议的戴季陶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又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虽经民国元老吴稚晖说情,免除了原议中对商务印书馆的巨额罚款,国民政府还是严令禁止了该书发行及学校之使用。顾氏为自己给商务招了大祸向总经理王云五道歉,王认为遭祸另有原因:“商务营业既大,为他书肆所忌,而此书尤畅销……”,又谓:“商务有此事亦甚荣耀”。
这本八十多年前编的历史教科书有些什么特色?为什么曾畅销一时,几年之内竟印刷五十版(次)?说实话,我自己此前也从未读过此书,前些日子从书箱里把它们找出来拍照时翻了翻,直觉得跟我中学时用过的历史课本很是不一样。在天翻地覆大变化了的今天,来读一读这本八十多年前由刚经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人所贡献于社会的历史读本,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感受,这是我敢于告于读者朋友们的。
—— 顾颉刚先生的女婿 张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