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智慧并非在“学”与“术”之间寻找平衡，亦或不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建立“中道”，而是在人类生存意义上，在持续的“为学术”的价值追问中，所形成的“悟得”。这既关涉个体，即选择学术研究为业的个人，也关涉整体，即所有“业内”人士。悟得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学者德性的范畴，尽管不能失去德性的基础。如果“我思故我在”之“思”，可推演出知识之思，那么，“不思”则可推演出智慧之思，智慧之思即为学术智慧。这段议论的灵感来自选民该书中“关于选择学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的相关文字。这就是说，在开始深度涉入学术时，作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悟得”。

正在为一个论坛撰写论文——“中国低度政治话语生产：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复合运用的思想实验”之时，我收到选民邀请为其新作作序的信息。拜读了选民大作，我欣然有悟，遂写就如下文字，以为序。
学术智慧并非在“学”与“术”之间寻找平衡，亦或不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建立“中道”，而是在人类生存意义上，在持续的“为学术”的价值追问中，所形成的“悟得”。这既关涉个体，即选择学术研究为业的个人，也关涉整体，即所有“业内”人士。悟得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学者德性的范畴，尽管不能失去德性的基础。如果“我思故我在”之“思”，可推演出知识之思，那么，“不思”则可推演出智慧之思，智慧之思即为学术智慧。这段议论的灵感来自选民该书中“关于选择��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的相关文字。这就是说，作者已经在开始深度涉入学术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悟得”，这是令人欣喜的。
学术时空既是给予的，也是选择的。这里的学术时空不是强调布迪厄式的“实践感”和“场域”，而是强调学术对象的存在性。给予的学术时空是学术本身给予的，因而它是无限的；选择的学术时空是研究者对无限学术时空的重置，因而它是有限的。但是，学术时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都是在研究者的学术理想中获得意义的。无学术理想，只有“物化”期待，则学术时空必将被“雾霾”所遮蔽。问题不在于研究对象是什么，而在于面对研究对象时，研究者的学术意旨，这个学术意旨直接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因此，真正在探讨确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问题，这就体现出学者的志业，即体现出他的学术理想。选民是个确立了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只要坚守自己的志业，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学术话语的生产是所有可以用“生产”一词来指称的活动中，*艰苦、*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当然也是十分崇高的事业。话语藏匿于语言背后。如果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我语言的局限意味着我世界的局限”想表达出语言对思想而言具有根本作用，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在于话语生产能力。所谓学术话语生产，既是指对运用语言所表达的生活实践的学术转化活动，也是指基于学术反思与批判而展开的新的话语形成活动。前者意在强调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语言表达的关系，后者意在强调已存学术话语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它们当然都以合逻辑性为基本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形成意味着现代性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某种“学科”的构建，这种构建可分解为对象的确立、通过一定方式而陈述对象、概念的形成与阐释、研究主题的选择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福柯要解构的目标。因此，这里的学术话语的生产所指涉的新的话语形成活动不同于福柯的“话语形成”的分析，本文所指：新的话语形成是学术话语生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研究者秉持自己的学术原则而从事的研究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发现与创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的政治哲学解释》一书，体现了一位有抱负的青年人在学术话语生产的意义上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成果。正如书中着力阐释的“政治意志力”、“中国人的政治性格”、政治秩序观型构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理想图景”的关系、**意义和相对意义的“私权/权利短缺”、“中国现实政治的正当观”等等话语，无不蕴含着作者将政治哲学置入中国政治生活实践过程，并进而展开的学术话语生产的努力。当然，书中难免尚存一定瑕疵，如关于“政治意志力”话语的阐释中，个体的政治意志力是否自然就构成为总体中的一种“合力”，政党**的政治意志力与政党的政治意志力的关系等，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短路”。除此之外，有的篇目在政治哲学话语形成的层次上说，还不够成熟。
学术心情如果被理解为学者的“私人事务”，或者某种心理现象，这肯定是一种误解。这里的学术心情一词可能令人感到突兀，或者被误解为借题发挥。笔者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指称学者的学术主体性。“学术之心”与“学术之情”的高度复合，就构成这里的学术心情。学者不可无心无情，像机器一样的运转。如此一来，就引出了学者的学术主体性问题。所谓学术主体性，即学者的真实人性，这是真正学者的“类本性”。该书作者两篇“附录”可视为全书的别样构成，它们与全书在学术心情上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因此，它们不单单是纪念性的文字，甚至主要不是纪念性的文字（如果不是放在本书的“附录”里，则另当别论），而是一种阐释性话语，在这样的阐释性话语所置入的空间中，有作者的学术主体性的位置。

序商红日1
代前言：关于选择学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
**章论政治意志力
——以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为背景参照
第二章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
第三章政治性格与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兼论林尚立等著《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第四章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正当性
——一种政治哲学基础探求
第五章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
——以中国共产党正义观念流变考察为楔子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
——萧翰《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批判
第七章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基本条件
——美国对外关系史对中国的启示

第八章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种政治哲学视角
第九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条件
附录：缅怀与纪念
附录一从厦大到复旦
——想念随邓正来先生同行的日子
附录二伴母亲到老
——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生命志
跋

正在为一个论坛撰写论文——“中国低度政治话语生产：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复合运用的思想实验”之时，我收到选民邀请为其新作作序的信息。拜读了选民大作，我欣然有悟，遂写就如下文字，以为序。
学术智慧并非在“学”与“术”之间寻找平衡，亦或不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建立“中道”，而是在人类生存意义上，在持续的“为学术”的价值追问中，所形成的“悟得”。这既关涉个体，即选择学术研究为业的个人，也关涉整体，即所有“业内”人士。悟得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学者德性的范畴，尽管不能失去德性的基础。如果“我思故我在”之“思”，可推演出知识之思，那么，“不思”则可推演出智慧之思，智慧之思即为学术智慧。这段议论的灵感来自选民该书中“关于选择学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的相关文字。这就是说，作者已经在开始深度涉入学术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悟得”，这是令人欣喜的。
学术时空既是给予的，也是选择的。这里的学术时空不是强调布迪厄式的“实践感”和“场域”，而是强调学术对象的存在性。给予的学术时空是学术本身给予的，因而它是无限的；选择的学术时空是研究者对无限学术时空的重置，因而它是有限的。但是，学术时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都是在研究者的学术理想中获得意义的。无学术理想，只有“物化”期待，则学术时空必将被“雾霾”所遮蔽。问题不在于研究对象是什么，而在于面对研究对象时，研究者的学术意旨，这个学术意旨直接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因此，真正在探讨确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问题，这就体现出学者的志业，即体现出他的学术理想。选民是个确立了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只要坚守自己的志业，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学术话语的生产是所有可以用“生产”一词来指称的活动中，*艰苦、*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当然也是十分崇高的事业。话语藏匿于语言背后。如果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我语言的局限意味着我世界的局限”想表达出语言对思想而言具有根本作用，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在于话语生产能力。所谓学术话语生产，既是指对运用语言所表达的生活实践的学术转化活动，也是指基于学术反思与批判而展开的新的话语形成活动。前者意在强调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语言表达的关系，后者意在强调已存学术话语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它们当然都以合逻辑性为基本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形成意味着现代性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某种“学科”的构建，这种构建可分解为对象的确立、通过一定方式而陈述对象、概念的形成与阐释、研究主题的选择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福柯要解构的目标。因此，这里的学术话语的生产所指涉的新的话语形成活动不同于福柯的“话语形成”的分析，本文所指：新的话语形成是学术话语生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研究者秉持自己的学术原则而从事的研究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发现与创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的政治哲学解释》一书，体现了一位有抱负的青年人在学术话语生产的意义上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成果。正如书中着力阐释的“政治意志力”、“中国人的政治性格”、政治秩序观型构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理想图景”的关系、**意义和相对意义的“私权/权利短缺”、“中国现实政治的正当观”等等话语，无不蕴含着作者将政治哲学置入中国政治生活实践过程，并进而展开的学术话语生产的努力。当然，书中难免尚存一定瑕疵，如关于“政治意志力”话语的阐释中，个体的政治意志力是否自然就构成为总体中的一种“合力”，政党**的政治意志力与政党的政治意志力的关系等，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短路”。除此之外，有的篇目在政治哲学话语形成的层次上说，还不够成熟。
学术心情如果被理解为学者的“私人事务”，或者某种心理现象，这肯定是一种误解。这里的学术心情一词可能令人感到突兀，或者被误解为借题发挥。笔者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指称学者的学术主体性。“学术之心”与“学术之情”的高度复合，就构成这里的学术心情。学者不可无心无情，像机器一样的运转。如此一来，就引出了学者的学术主体性问题。所谓学术主体性，即学者的真实人性，这是真正学者的“类本性”。该书作者两篇“附录”可视为全书的别样构成，它们与全书在学术心情上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因此，它们不单单是纪念性的文字，甚至主要不是纪念性的文字（如果不是放在本书的“附录”里，则另当别论），而是一种阐释性话语，在这样的阐释性话语所置入的空间中，有作者的学术主体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