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政策的学术链接即是“政策人类学”(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在学科范式上是新政治人类学在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科学应用与政策实践，是政治—行政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法治主义公共管理而非管治主义公共管理等思维观念之阐发；在研究范畴上与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特别与“英美”应用（公共）人类学(applied / public anthropology)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本质区别，是政治科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而非文化人类学或“英美”应用（公共）人类学长期以来“独享”旧政治人类学等学术话语权的新型研究领域；在学术内涵上按照一般系统论原理探索“五性要素”（five characters of APAP）“内在问题导向性”（inner problem-oriented research）、“参与观察性”（participation-observation for others）、“互为他者性”（otherne

人类学研究对政治学的意义（代序）/林尚立11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的文化整体观/陶庆于澍原12《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的政策人类学思想/陈津京3政策人类学的历史光芒与现实困境——《英国工人**状况》的“五性”分析/耿浩雪4《**的视角》的政策人类学光芒——“五性”统一的分析视角/于澍原5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视角下的《菊与刀》/徐如飞 政策人类学范式中的《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张科甲摘要（英文）后记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