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编者按
城市的合约性质
——民营城市蛟龙工业港 路 乾
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思想观念变迁的量化特征和反思
——一个基于文本挖掘数据的知识发现 何 江 汪丁丁
何种共享发展:结果均等还是机会均等?
——一个问卷实验 罗 影 汪毅霖
从长期和演化的视角看腐败问题
——对张维迎之腐败模型的一个扩展 赵 驰 姜 昕
学习与思考<p><b>调查研究</b></p> <p>编者按</p> <p>城市的合约性质</p> <p>——民营城市蛟龙工业港 路 乾</p> <p><b> </b></p> <p><b>论文</b></p> <p>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思想观念变迁的量化特征和反思</p> <p>——一个基于文本挖掘数据的知识发现 何 江 汪丁丁</p> <p>何种共享发展:结果均等还是机会均等?</p> <p>——一个问卷实验 罗 影 汪毅霖</p> <p>从长期和演化的视角看腐败问题</p> <p>——对张维迎之腐败模型的一个扩展 赵 驰 姜 昕</p> <p><b> </b></p> <p><b>学习与思考</b></p> <p>政府的性质 秦子忠</p> <p>哈耶克有两张脸?</p> <p>——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二分法的再思考 叶志鹏</p> <p> </p> <p> “调查研究”专栏征文启事</p>显示全部信息前 言 编者按
经济学正在迎来一个方法多元化的时代。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正在面临方法的多元化。
然而,经济学在开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似乎也在抛弃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也未能幸免。
不管经济学如何不断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始终摆脱不了它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对于特定方法的要求。**,人类及其思想从何处来?为了这个问题,历史��思想史的分析方法从来就是必须的。第二,人类的行为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为此,数学的方法、经验统计的方法、实验的方法,都分别有助于回答特定的问题,而无法彼此相互取代。而案例的方法对于分析具体的事实及其形成的机制和背景,也具有数学、统计和实验无法取代的优势。第三,除了人类行为的共同之处外,每一个**的历史和现实制度背景均有不同。于是,即便是同样的人类行为规律,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之下,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反过来说,在不同**和地区,相同的现象可能有不同的成因。因此,比较的分析方法对于特定**的研究来说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p> 编者按</p> <p> </p> <p> 经济学正在迎来一个方法多元化的时代。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正在面临方法的多元化。</p> <p> 然而,经济学在开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似乎也在抛弃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也未能幸免。</p> <p> 不管经济学如何不断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始终摆脱不了它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对于特定方法的要求。**,人类及其思想从何处来?为了这个问题,历史和思想史的分析方法从来就是必须的。第二,人类的行为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为此,数学的方法、经验统计的方法、实验的方法,都分别有助于回答特定的问题,而无法彼此相互取代。而案例的方法对于分析具体的事实及其形成的机制和背景,也具有数学、统计和实验无法取代的优势。第三,除了人类行为的共同之处外,每一个**的历史和现实制度背景均有不同。于是,即便是同样的人类行为规律,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之下,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反过来说,在不同**和地区,相同的现象可能有不同的成因。因此,比较的分析方法对于特定**的研究来说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p> <p> 新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把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和特定的政策决策过程放到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去,这增加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分支的复杂性,也使得《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必须对各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成果保持高度的开放性。于是,就有了读者现在所看到的文章,使用了包括数学建模、统计分析、实验、文本分析、案例研究、思想史等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服务于特定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特定问题上发表的文章使用*合适的方法。我们还特地设置了“调查研究”这样的专栏,鼓励学者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解剖,揭示那些被大样本研究所忽略的特定问题。</p> <p>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刊载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现实世界的一个缺憾:信息不充分。在这个信息不充分的现实世界里,人们难以保证理性的决策能够达到社会福利*大化的结果。在公共领域,我们无法保证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大化;即便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大化,由于政府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的约束,我们也无法保证具体的政策措施不会偏离社会福利*大化的目标本身。</p> <p> 作为编辑,我们不在此重复每一项研究的发现,也不对具体的研究给予更多的评判,而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如果细心阅读《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的论文,读者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里,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在揭示同样的道理:如果离开法律和制度规范,我们难以期望政策的结果能够不偏离社会福利*大化的目标,无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声称他的目标是什么。</p> <p> 本刊编辑部</p> <p> 2017 年10 月</p>显示全部信息免费在线读 哈耶克有两张脸?
——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二分法的再思考
叶志鹏
一、“哈耶克命题”的由来
发表于1937 年的“经济学与知识”(Hayek, 1937)和1945 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Hayek, 1945)两篇论文,奠定了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知识论基础(邓正来,1998 ;马永翔,2006)。以此为理论基石,哈耶克继而构建出一座宏伟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厦,而自发秩序便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线索。自发秩序被称为哈耶克的“终身问题”(邓正来,2008),其重要特征是“人的行为之产物,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Hayek, 1973)。哈耶克的这一论点缘于对社会主义自始至终的批判,并认为社会理论的整个任务在于重构“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作为一组串联起哈耶克自由理论主要脉络的重要概念,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之间的区分是重要且必要的。为此,Smith(2003)区分了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rationality)和演化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与此相对应,可将人的行动所涌现出的自发秩序归结为演化理性的结果,而将人为设计的人为秩序归结为建构理性的结果。可以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对建构理性(人为秩序)和演化理性(自发秩序)的区分而建立起来的,并在“批判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所主张的明确限定理性范围和理性存于文化进化过程之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
然而,一种流行已久的观点却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类存在有意识订立规则的倾向”凸显出哈耶克自由理论“令人遗憾的不一致”(顾自安,2008),还有论者认为,哈耶克对“宪政模型”构想的尝试便是建构理性的体现(黄凯南,2007)。正是这种“哈耶克范式的不一致性”(Gray, 1984; Vanberg, 1986),导致这样一种错觉:哈耶克有“两张脸”,一面是构建理性,一面又是演化理性(李华芳,2009)。由此,“人类参与制度演化时无法回避理性不及的局限,但是却又存在着有意识订立规则的倾向”(顾自安,2008),便构成了所谓的“哈耶克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