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天,生活在陕西西安的天主教徒杜兴智和中国神父刘必约,为西洋传教士修缮好居处,秋天,教徒焦振刚、秦禄到广州做生意,求得去过意大利的福建人蔡伯多禄帮助,面见罗马教廷派驻广东的哆哕,请求派遣传教士去陕西,次年春天哆哕指派吧地哩映等四人赴陕,在蔡伯多禄安排下,闰三月从广州乘船,经过广西、湖南,于七月在湖北襄阳被捕,乾隆帝指示彻底追查,随着案情的发展,各省进行缉捕。五十年(1785)二月审结:西洋人永远监禁刑部监狱,随后开恩,驱逐出境;对中国教徒分别情节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放,枷责,交保管教。此次传教士西安之行,护送人员由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陕西人组成,表明以蔡伯多禄为**形成输送西洋人到内地的联络网,这个网的一端连接广州罗玛当家哆哕,另一端连接北京天主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被法国的研究者荣振华认为是“1784-1785年的全面仇教”①。事情的起因是西安和陕西天主教徒招引西洋传教士赴陕,被官方发现,从而进行全国性的搜捕和严厉惩治。因此,陕西招引传教士事件颇有研讨的必要,笔者汇集资料,略作叙述。
**节 案件的概述与探讨
陕西西安人杜兴智、焦振刚和流寓西安的中国神父四川人刘必约、山西人秦禄起意邀约西洋传教士来陕传教,通过在广州的福建人蔡伯多禄联络罗马教廷派驻广东人员哆哕(罗玛当家),由哆哕派出吧地哩映等四人,在蔡伯多禄安排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下旬乘坐由湖广人刘绘川等带领来的船只和原籍四川人张永信、广东人谢禄茂与谢惠昌等五人伴送,从广东出发,经过广西、湖南,到达湖北襄阳,七月中旬因遇盗劫而暴露,地方官拘捕四名传教士,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朝廷,乾隆帝下令有关地区督抚缉拿逃犯,从而发现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江西、河南、四川、福建都有潜匿的西洋人仍在进行传教活动;乾隆帝令将哆I罗、西洋传教士及需要对质的内地中铎、接引伴送人员解京,由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至五十年(1785)三月下旬结案,西洋人押解广东出境,内地信徒则依神父、会首、接引伴送、一般信众的不同情形给予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徒、枷杖及悔改甘结。陕西接引吧地哩映等人的未能实现,是西洋人潜人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
康熙末年以来清朝政府实行禁止传教和信教政策,西洋传教士潜入、潜匿各省,由于他们的相貌、语言,所以很容易被盘查出来,却常常成功到达目的地进行传教活动,何以能够如此通行无阻?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1720-1796)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四日奏折中说:“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利其财物,私下诱导所致。”①他们注意到内地人接引洋人的原因是“利其财物”,却忽视了宗教信仰的因素,这里不去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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