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商业史》:
澎湖地处台湾海峡的万顷波涛中,介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在帆船作为主要航海工具的古代,澎湖成了大陆沿海人民出海捕鱼谋生的一个避风停靠站。汉族人民移居澎湖*早且较为可靠的文献记录,当为南宋楼钥著《攻媿集》、赵汝适著《诸蕃志》和周必大著《文忠集》等资料①。南宋时,澎湖已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即如史书上“泉(州)有海岛,日澎湖,隶晋江县”②。其时,沿海渔民在渔汛来临之时,到澎湖海域捕捞,以渔业为主兼有种植,成为季节性移居的渔户。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于此,在岛上从事耕植业。这样澎湖岛上逐渐汇集了较多的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闽海赠言》中有“澎湖在宋时,编户甚蕃”的记载。文中“编户”仍指有户籍的居民,当时编户已“甚蕃”,说明澎湖岛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渔户定居。文中虽未指明是北宋或南宋,但当属南宋之时。海中岛屿“甚蕃”之编户的出现绝非短期所致,先有渔民、商船等的活动,再有不入户籍的散户,而后随着居民的增加,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才出现“编户”。这个过程必然是长期历史活动的积累。可见北宋就不断有汉族移民前往澎湖定居散住,岛上居民各种生活用品也随着渔船商舶的来往而流通。
元代,澎湖有了进一步的开发,当时人的著作对该岛的地势、气候、植物、风俗以及贸易等有更具体的描述,指出“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地垄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逐其生育”。岛上居民过着半耕半渔的生活,商贩也在大陆与澎湖间来往,“工商兴贩,以乐其利”③。从文中“结茅为屋居之”及“男女”、“家”等字句,可知当时已有汉族移民带眷定居于岛上,若山羊“数万为群”属实,那么澎湖岛上应有大量居民。澎湖原属“土瘠不宜禾稻”之区,农作物生产较不发达,能有文中所记“人多眉寿”,山羊“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的安乐情景,其中少不了渔船商舟负贩的功劳。正是渔民、商人的活动,使得岛上的盐、渔业产品等能与大陆的粮食、生活用品交换,也才有“贸易至者,岁常数十艘”的情况①。可见,大陆与澎湖间的商业贸易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与广大移民的生活发生较密切的联系。。
台湾岛内货物交易活动开始于何时,由于史料限制,且端倪之时主要仍渔民兼行的偶然活动,所以众说不一。有的以《隋书·陈棱传》中陈棱率军到台,而“流求人初见船航,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为据,认为在隋朝“大陆上经常有人到台湾去做生意、通有无的”⑦。连横认为“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③。还有研究者认为“元末时已有与土著民发生某些程度的接触,开辟了所谓的‘汉蕃贸易”’④。另有研究者更明确指出“元末台湾,汉人已至中北部撒网捕鱼,兼事汉蕃交易”⑤。对此我们稍作分析。
如前所述,在北宋之时,沿海渔民冒险开拓,锐意经营,澎湖已成为闽南渔民的休息之区,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渔场逐渐扩展。到南宋时,渔民已来到台湾西南部海域捕捞,接着便逐渐与台湾上的先住民接触,从而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易,开启了所谓的“汉蕃交易”。尽管南宋《诸蕃志》中把台湾描述为“无他奇货,尤好剽掠,商贾不通”的岛屿⑥,但能否就此断定当时台湾尚无交换活动的出现呢?我认为这是尚可探讨的问题。
一者,台湾早期交易还不引人注目,不仅其交易量小,而且台湾还不具作为市场的价值。早期交换活动主要是渔季到台的渔民所兼行的活动,时而有小商人搭渔舟前往,算不上正规意义的商贾活动。斯时台湾岛上尚没发现国际贸易中所重视的象牙、琉璃、香料、犀角、珍珠、琥珀等货物,且台湾尚属待开发之区,因此它还没有作为市场的价值。这样,刚出现的早期交易活动并不引人注意,更不能引起史家的重视,甚至可能引起著书者判断上的失误。元代海峡两岸的交易活动在《岛夷志略》中已有较具体的记录,可是《元史》仍有“亦素不通”“近代诸蕃市舶,不闻至其国”的记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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