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多元书写(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稿)》:
“中、日、韩三国鲁迅学界所构成的‘东亚鲁迅’,是以冷静、深刻、理性的‘抗拒为奴’的抵抗为根基的。这种抵抗既是针对身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奴役现象,又是对自身奴性的抗拒。这是鲁迅本身的精髓,是多少年来鲁迅学家们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出发所作出的普世性的认知。”①作为殖民地**诞生的作家,鲁迅“抗拒为奴”的抵抗品格正表达了中、韩、日三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内心诉求。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抗拒为奴”的抵抗品格。韩国和中国一样,有共同的被殖民的历史,同处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中,同时对本国的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也有大致相同的体验,所以他们也是从反抗奴隶性的基点来接受鲁迅的。他们对鲁迅的“抗拒为奴”思想、革命情结、复仇精神等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认同。孙郁说:“韩国学人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知识界的反应”,“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中国人不同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那里的人们还保存着血气,有着阳刚之力。虽然知道韩国知识界也有自省的冲动,时常抨击着自己社会的黑暗,但我觉得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已丧失了类似的状态了”②。
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期的日本,不但没有被殖民的历史,而且还曾经侵略过别的**,但日本包括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学者是把鲁迅作为一种先进的成功的文化类型的参照,借鲁迅来批判、反思、发展日本文化。除此之外,“抗拒为奴”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在竹内好的《鲁迅》“奴隶的文学”一节中,大篇幅地引用鲁迅的关于“奴隶”的言说。大江健三郎说:“读了《奴隶的文学》这篇文章,我就像被击了一样。……‘奴隶的文学’的问题,构成了我去思考竹内好与鲁迅的基本纲要。”③
事实上,鲁迅不止对东亚**产生影响,在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的东南亚地区,他也是影响*大的中国新文学作家。韩山元在《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一书中说:“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鲁迅的著作,充满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对于进行反殖反封建的马来西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是马来西亚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锐利思想武器。”“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政治目标:推翻英殖民地。”①东南亚**大多处于西方**的殖民统治之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1819年开始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58年马来西亚才摆脱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才获得独立,新马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殖民语境中产生。殖民语境中的马来西亚作家对鲁迅的接受的侧**并不在于其文学和艺术层面,而在于其政治和思想的层面,尤其是看重鲁迅战士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精神以及“抗拒为奴”的思想精髓,他们要借鲁迅资源获得精神力量,‘反抗乃至推倒英国殖民统治,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的东南亚**逐渐形成一个以“抗拒为奴”为**内涵“东南亚鲁迅”形象,这个形象内涵在“抗拒为奴”的层面和“东亚鲁迅”形成同质叠合关系。
虽然早在1865年台湾就已经正式建省,但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与中国别的省份具有不同的特点,它曾在明末清初被荷兰人统治38年,又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被日本占据50年,1949年以后,又与大陆长期分离,迄今未完全统一。自从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这段时期通常称为日据时期或日治时期。杨逵及其同时代作家正成长和生活于这个时期。日本在台湾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面对日本的高压殖民统治,台湾人也掀起了多次的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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