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肃州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套装上下册)》: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比附、调和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及至唐代出现了繁荣景象,*终完成了中国化,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丝绸之路这条贸易之路的“文化附属品”,亦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形成的瑰宝。
当然,佛教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流布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国化更非一蹴而就,有着深远的历史。为了让上自帝王贵胄、下到平民大众不同层级的中国民众能对佛教信受奉行,历代佛教的弘法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根据中国民众知识素养的不同制定了“分众传播”的策略:一方面,不断通过阐释高深的佛教义理,说服乐于思辨的知识分子,争取上层社会的信奉;另一方面,积极编写各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以更好地向广大群众展开弘法布道争取下层社会的奉行。佛教灵验记即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针对广大下层社会民众,旨在宣扬佛教教义、招徕信徒的作品。佛教灵验记又称“功德记”“应验记”“冥报记”“冥报传”“感通录”等,是佛教灵异应验事迹的记录。回顾佛教发展历史,编写、传布灵验记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传教方式;因此,佛教灵验记历来较为学者所关注。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宋元以前的写本文献,其中不乏当时颇为流行的佛教灵验记,此即是本文所说的敦煌本佛教灵验记。这些写本文献保存了当时灵验记传布的原貌,并见证了当时佛教的传播状况。因而,对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中所反映的佛教宣传技巧进行分析或可有益于佛教传播史、民俗史、西北区域史等学科的研究,本文即是做此尝试,权作引玉之砖。
一、叙事完整确切,增强作品信度
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为了增强作品(故事)的可信度,在叙事上追求结构的完整、铺陈合理,并致力于追求故事所涉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的具体确切,以让人信服。
(一)叙事结构完整,故事铺陈合理。中国古代传播媒介相对单一,“书本”则是*为先进的媒介,完整的叙事结构,则是有效传播的前提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所载录的故事多以宣扬“因果报应”为核心,且一般都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缘由这些构成要素,这与文学作品中的5W要素相对应,具备了成型的叙事结构。此外,一些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中的作品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不止单次,且每次因果报应前后分明、紧凑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惩恶扬善”宣传效果。如:P.2099《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②张居道死而复生的故事,主人公张居道“因适女事,屠宰诸命,牛、羊、猪、鸡、鹅、鸭之类”这一因业,得到了“卒得重病,绝音不语,因而便死”的报应;因此张居道被冥吏解往冥界,但在此途中,张居道受差人“点拨”后发愿“造《金光明经》四卷,尽身供养,愿冤家解释”,之后被放还生路,这便又是一个因果。
(二)故事要素具体确切,增加故事真实感。一般而言,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可信度与其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的确定性成正比,即是说信息所涉及的各要素越具体确切,信息的可信度越高。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正是通过说明时间、地点、人物的具体性、确定性,理清故事的发生、经过和结果,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如,P.2186《黄仕强传》卷首言:“将**参军沈伯贵,前随王任安州之日,住在安阳县保定坊黄仕强家停”便交代了转述者沈伯贵的身份,并交代了主人公黄仕强的住所,表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为了进一步加强可信度和说服力还特意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永徽三年十一月”,颇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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