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英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关媒体批判方面的新作，其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批判在西方社会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是英国的学者和作家。他退休之前曾经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隐退到爱尔兰之后成为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积极分子。他曾经是大学讲师，组织过抗议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等方面的政治运动。他写的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民主》备受关注，文中表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更加民主的观点使得英国共产党将其称为“忠诚的反叛者”。他还开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的”为主题的博客。他的著作《关键是改变世界》入选泰特的利物浦展览“艺术向左转”，展现了艺术在改变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作者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来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尽可能地以合法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所处的环境与他所采用的方式都有着特殊的背景，因此在某些观点的表述上稍显偏激，但为了保持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出版时未作处理。所以在阅读《媒体的马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英国，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论争也不是政治话语的**议题，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媒体亲资本主义倾向的观念输出微乎其微。相反它**是塑造整体风格和内容的**。
首先，这种偏见完全决定了所有新闻和实时报道的构成状况。如此一来，普通百姓之上那些**政客的言行得到了大量的优先关注。除了一些特殊领域例外——犯罪、“名人”和体育娱乐——人物的新闻价值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的地位相关。有关犯罪的报道例外，因为媒体总是小心翼翼地报道涉及权贵的罪行，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起诉的能力，但是对待平民的罪行却幸灾乐祸，大书特书骇人听闻的报道，仿佛这样既能使他们描述处于不利环境的平民，以此去加固人性本恶的资本主义观念，又能为呼吁“法律与秩序”和更多的刑罚煽风点火，以此来增强**的镇压权力。名流运动明星是例外，因为他们的关键作用之一是说服我们相信“平民”能跻身上层，虽然绝大多数名人都没有够到真正的社会顶层。英国时下的百人富豪榜单全部由资本家占据，没有一名娱乐界名流或者体育明星。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影响着整个故事选择的过程，这在本章开篇就讨论到了。它决定着报道中的用语，媒体称之为“劳资关系”，而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罢工”或者“工会斗争”。这样无论在哪里报道可能的争议和罢工，媒体都会根据它们对公众的“影响”（来确定报道方向）：如果铁路工人罢工，媒体会采访因回不了家而牢骚满腹的上班族；如果是空勤或空中交通指挥员罢工，他们会寻找计划泡汤的度假者；而争端总是会搁在工人身上。相反，争端的��正根源，即工人的冤情，如果他们能逃得过惩罚的话，报道完全会忽略不计以至于造成某种印象，那就是罢工行动只是任性的意气用事。如果事件必须被报道，管理部门会被说成“提议”或者“恳求”别人（特别是工人）取消他们的“破坏”行动；而工会则被描述为“拒绝谈判提议”或者提出各类“要求”。工会经常性地被形容为“权力过大”和“要挟**”。雇主几乎从来不会受到同样的批评，尽管事实上他们显然比起工会来权力更大而且更富有，屡屡还动则以威胁关闭工厂和搬迁离开来要挟政府和工人。当谈到劳资纠纷，甚至是**左翼的商业媒体如《卫报》和《每日镜报》也通常对罢工者和“激进”的工会分子怀有敌意。大量的可以支撑这些论断的有力证据，于20世纪70年代被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收集（当时劳资关系一贯是国内新闻的**议题），还呈现在三个系列的先锋研究中：《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Ron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更多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Ron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和《糟糕透顶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 Writers and Readers Cooperative， 1982）.
左翼抗议示威的遭遇也差不多，媒体在这玩了一个等同于“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示威进展顺利，即使规模很大，媒体也常常矢口不提。我曾亲身参加过有10万人或者规模更大的反种族和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新闻界却完全不予报道。然而，如果发生一些冲撞或者“擦枪走火”，媒体会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但是只会完全专注于对示威者口诛笔伐。同时，他们会强调“激进分子”要对已经造成损坏后果的暴力事件负责，而对他们示威的原因却顾左右而言他——媒体对此要不然就是置之不理。
我**次参加的示威游行，是1968年3月27日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事件*后以在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前发生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激战告终。报纸对游行示威者的暴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且不说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警察（他们出动马匹驱散人群）也可能难逃其责的事实，人们会以为对与骑马的警察对峙、战斗的一些学生的“暴力”如此心惊胆战的编辑们，会对美国在越南村庄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和凝固汽油爆炸的“暴力”有疑问。然而他们显然不会。从那时起，媒体对多起示威游行掀起类似的风暴已经日渐疲惫，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反法西斯者与国民阵线分裂的游行，1984年在欧格里夫发生的矿工群体武装纠察，1990年的人头税暴乱，1993年反纳粹联盟尝试行进到英国**党威林总部时与警察对抗，还有，*近的2010年11月、12月学生示威。此外，这些风暴无一例外地得出锁定和起诉示威者个人的结论，同时也为“惩戒性”判决埋下伏笔。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塑造着每一个辩论节目的嘉宾组。在这方面*令人瞩目的节目《提问时间》，其嘉宾组经常是这样构成的：一名保守党党员，一名新工党党员，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一名商业人士（经常也是保守党人），以及一名其他人士。这里面的前四位几乎总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非常罕见的工党左翼人士是例外），而那位其他人士经常只是来自娱乐圈的无党派自由主义者。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严肃的左翼才会出现在第五个位置上。因此通常是有两位保守党，总是资本主义占大多数，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远多于社会主义者，大概10或者20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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