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的书房(第2版)/江晓原作品集》:
不过让我那时的老师大伤脑筋的是,我的作业做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学习坏一点,老师应该不会那么恨我——纪律不好、学习不好可以当反面教材;纪律不好、学习好,让老师无话可说。
“文革”时我去了北京,当时十三四岁。那时候我姑母家大人都不在,就剩下比我小两岁的表弟,他现在已经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在那时还只是十一二岁光景。后来,我们在重庆的姑母的孩子也来到北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过。那种生活有点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情形。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北京的姑母家见到了“扫四旧”劫余的《西游记》和《三国演义》。虽然直排繁体字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将我紧紧吸引住,我连猜带蒙,等看完上册时,已经自动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也习惯了直排。看完《西游记》,又看《三国演义》。正是这两部古典小说为我打开了*初的眼界,知道���有文学、历史的广阔天地。
几个月后,当我再回到上海时,就变得喜欢看书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毒草”,皆在禁止阅读之列。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若要读书,只剩下小红书和鲁迅的书可读。许多人都谈过那时无书可读之苦。但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并没有痛切地感受到。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从姑母家带回了《水浒》;除此之外,我开始在家里疯狂地找书。“文革”一开始,父亲所在小学的图书室就被封闭,但父亲可以从保管图书的老师那里为我弄到书。他弄来的多数是西方文学名著。我每看完一本,赶紧再去换。在那个年头,能弄来这种书是多大的幸运!我母亲是机关干部,“文革”前她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文革”既起,图书室也被封闭,书就交她看管,于是她就经常“监守自盗”,悄悄拿几本书回来给我看,看完后再去换。许多古典文学的人门书,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汉魏六朝赋选》之类,我就是这样读到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时代她竞能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当时她负责单位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的。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里的人民(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
那段日子经常是这样过的:我父母白天上班,外婆在家,学校停课。我在家到处找书,甚至找到了在上海的表姐“文革”前用过的语文课本。她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有《打渔杀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的片段。对那时候的人来说,这样的书就很好看了。
家里的书很快就不能满足我的欲求了。那个时候,谁有书就可以跟人交换。由于父母的原因,不久我就在小朋友中间有了一点名气,成为一个“能弄到书的人”。“能弄到书”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可以与人进行交换。小朋友们将他们弄到的书借给我看,我将我弄到的借给他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小小的**,和好几条渠道保持着“单线联系”,不同渠道的书通过我这里完成交换。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去搞新的书了,因为那些书都要经过我的手,比如说我可以与甲、乙分别联系,在把甲的书借给乙的间隙读完,又把乙的书借给甲,再利用间隙看完,很多书就这样读到了。回头看来,当时自己可以自由读书很幸福,**的缺憾就是没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什么就看什么。但这也不算是缺点,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在这种地下的借书交易中,周转时间通常都极短,一本书在手里的时间一般是三天左右,短的只有**,甚至只有几小时。然而人人都极讲信义,几乎没有失约,更未遇到过拖欠不还之事。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专门建立了流水账,上面一笔一笔记录着谁借走了什么书,哪天还;向谁借了什么书,哪天还。(这些表格曾让我母亲一度十分担心,因为她据此猜测我参与了某些小集团。)再看看今天,朋友之间借书不还已成家常便饭,有人还翻出古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话头来作谈助,回想当年小伙伴之间的信义,能无愧乎!
在当时,欧阳山的小说也被列入禁书,母亲因此不准我看。但她这么一说,我偏就要找来看,并且很快通过和小伙伴换书找到了。过了一些日子,我忍不住告诉她说其实我都看过了。她很生气,说你尽看这些“毒草”,将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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