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一) 学校南迁,迅速恢复和组建党组织
1937年8月,教育部命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共有教职员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7年10月,原清华、北大南下的共产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和长沙临时市委的领导。支部书记为周宏明(清华),支部委员为吴磊伯(北大)、郭建(清华)。不久,吴继周(清华)到校,亦增补为支委。组建时共有党员18人,其中原清华党员12人,为: 周宏明、吴继周、张华俊、徐贤议、杨少任、黄葳、王天眷、熊向晖、许立群、郭建、蔡承祖、钟烈錞。原北大党员共6人。在长沙临时大学入党的有: 池际尚、张韵芝、宋平(宋延平)、陈舜瑶、田方增、杨赓(杨隆誉)、赵石(赵儒洵)、高秉洁8人。
此外,原北大党员何锡麟及在长沙临时大学入党的苏哲文(苏有威),党的组织关系不在临时大学支部而直属于中共湖南省军委。
因而,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在校共产党员共计28人。
(二) 向抗战**线输送干部
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立后,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学生在长沙市里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阳翰笙的话剧《前夜》,不少学生参加了战地服务。1937年12月9日,临时大学党支部发动长沙全市大、中学生联合举行“一二·九”两周年纪念会,宣传当年学生运动事迹,并编辑出版刊物《火线下》,向社会发行。1937年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大肆杀戮,临大党支部团结广大同学,召开了长沙市民反日大会,号召“拿四万万人的行动答复侵略者的趾高气扬,拿四万万人的吼声唤醒‘少数同胞’的麻木”。《火线下》: 第12号,原注: “‘少数同胞’指蒋介石集团。”载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编: 《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937年底,临大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到校作报告,第三章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报告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必须拿起枪杆到革命队伍里去,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12月31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 “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周恩来选集》上卷,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这个讲话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传到长沙临时大学,进一步为广大学生指明了行动方向。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约8000人,左图为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有832人,实际不止此数。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约1100人,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约8000学生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
右图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欢送从军同学会场。
在徐特立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临时大学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从军运动。有的同学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行列,还有四五十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在这些行列中,党员始终走在前列。许立群被党组织派赴重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无线电通讯员训练班学习,并从事地下工作。党组织决定熊向晖、徐晃、池际尚组成党小组(熊向晖任组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工作。随后,熊向晖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任机要秘书,从事地下工作12年,向党**报告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机密。宋平、何锡麟等前往延安。周宏明、吴继周、郭建、张生力、张华俊等留在湖南、武汉等地开展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开展工作。由于大批进步学生离校,到长沙临大结束时,学生人数由1400多人减至约600人。熊向晖(1919.4—2005.9),在校名熊汇荃。安徽省凤阳县人。1936年9月—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1936年加入民先队,任清华大学分队组织委员兼秘书。1936年12月8日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蒋南翔、杨学诚。曾任分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国常任代办、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驻墨西哥大使,中共**调查部副部长,中共**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临大迁校,正值长沙大撤退。迁撤前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与中共**长江局组织部的黄文杰专程来长沙布置应变。他们与省市委商量决定,任命王亚文王亚文,1925年在湖南入党,1933年入北大经济系学习,1935—1937年在朝阳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到长沙,任湖南省临时军委总干事。为青年工作特派员,并将长沙临大的一部分党员组织关系交给他带到昆明,并布置了工作任务,为后来西南联大建党打下了基础。
(三) 建立西南联大党组织
图为杨式德日记。杨式德,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年底,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第43次会议议决学校西迁昆明。2月,师生分三路赴滇。甲路由约300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的宗旨是“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杨式德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穿越了湖南、贵州、云南三个省,全程1 671公里,其中步行1 300公里,历68天,4月28日到达昆明。栉风沐雨,翻山越岭,艰难的行程磨炼了师生的身体,锻炼了意志,拓宽了视野。
两个多月的“小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1940年杨式德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对我国结构抗震抗爆的研究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其子杨嘉实校友将《湘黔滇旅行日记》及32张珍贵的行军照片捐赠给清华大学。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员工由长沙分水陆两路出发,多数人绕香港经海路到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到昆明。陆路由3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于4月28日到达昆明。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共有学生993人(包括在昆明接受的借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