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工程往事漫忆》:
这次会议前(也就是我**向周总理汇报丹江口工程混凝土浇筑质量问题时)和会上,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问过我裂缝问题能否处理,因为陆水工程新老混凝土接缝处理我们已有成功的经验,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的汇报讲了许多,大家讨论的时间也不算短,而周总理这几句话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那么,周总理上述指示的背景或起因又是什么呢?只要粗略地了解一些施工的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负责施工的丹江口工程局,开工后不久就将“工程局”改为军事建制的总指挥部,执��“政治挂帅,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和“速度**,质量**,勤俭**”的施工方针。这些提法即使现在看来,也无原则性问题,何况当年;或有欠妥之处,也是应当理解的。从对施工的影响来看,大部分提法不过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口号,一是可能不起什么作用,即便有作用也应当是积极的。问题就出在“以土为主”“速度**”这两个当时易成风气的提法上。开工后不久,施工人员就由几千人猛增到以民工为主体的八九万人。工地领导以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只要解放思想,“精神就可以变物质”,靠扁担和小车就可以修出一座大坝来,车辆、机械、设备反而无足轻重,正所谓“以土为主”。尽管“速度**,质量**,勤俭**”的要求是全面的,照着办就可以多快好省,实则领导上更注重速度,群众在限期完成和竞赛中更不管质量,只求速度。
据长办常驻丹江口工地的女工程师丁琦同志近来写的一篇回忆说:当时基坑爆破工程,是先用人工打眼,装进炸药放炮、出渣。这种方法既慢,又容易破坏坝基,如炸成深层裂隙还不好清渣。她在基坑对此一加阻止便会和施工人员发生争执。在挖除左岸一个山包时,施工单位为了抢进度,要放“坛子炮”(即在地下挖洞,习称“坛子”),这样必将损坏基岩。长办设计人员要限制坛子的炸药量,施工单位不同意。有一次在张体学省长主持的工地现场调度会上,施工、设计双方便为此争论起来。他们说,这里要挖3个坛子,每个坛子装3吨炸药。丁琦马上表示反对,她说:“1吨炸药的破坏力就相当于3级地震,基岩受不了。”
而湖北省地质队一位工程师说:“1吨炸药只等于0.3级地震,3吨炸药没有问题。”
张体学同志可能当时未听清楚双方的争论,当场便说她:“丁琦,你怎么把小数点移了位?”
丁琦受了委屈正无处申诉时,看见我和长办几个同志从会议室的窗前走过,便出来找我谈。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挨了领导同志的批评,而没有或者不敢在会上答辩,不免会有情绪和精神压力。因此我安慰她说:“别怕,不能让他们放。不管是几级地震,集中放炮就是破坏基岩。”
她得到了我的支持,回到会上便坚决重申不能放“坛子炮”。结果,炮还是放,只是把雷管改成延发的,多次点火,以减少一次大药量爆炸的集中冲击。这样就既尊重了设计一方的意见,又考虑了施工单位的开挖进度。事隔40余年,我自然无从想起,但一经有人提起,就唤起了我的记忆。我引用丁琦这一回忆,是想借此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当时设计、施工双方经常发生的矛盾。有些矛盾是由李镇南、文伏波同志出面,与施工单位反复协商求得一致,乃至折中处理才勉强求得一致,而有些矛盾要由我向张体学同志多方解释,或者向**反映才获得解决。但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我都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现在可以说,尽管设计与施工在一些问题上认识不同,以致出现矛盾发生争执,但总归是在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丹江口工程建设的任务。这是与张体学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是水利建设的大积极分子、实干家,开工后常驻工地,后来在葛洲坝工地又打过交道。我们在工作中常有争论,但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想多做一些工作。可惜他不幸身罹绝症!1973年1月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去看过他,后来他回武昌**,我又看望他。无独有偶,我当时也得了眼癌,在我手术时,张体学同志还嘱咐省里一位秘书长专程到上海来看我。
根据周总理在上述会议上的决定,从1962年3月起,丹江口主体工程要停工,待裂缝问题处理好以后再恢复浇筑。不料在裂缝补强工程结束准备复工时,长办接到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说丹江口工程是个无底洞,修成现在这个样子就行了,不必再复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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