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克鲁顿的这本文集，包罗万象，涵盖语言、艺术、文学、建筑、文化、政治、哲学等多种领域，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大行其道的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新潮思想和流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反思，也对当时新出现的文学动向、文学研究与译介动态进行了切中肯絮的分析和评论。更难得的是，他的评论和批判性反思往往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里进行，足见作者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这些文章虽自成一体，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呼应，使读者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文化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当时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这个理论热已然消退、保守主义日益抬头的时代，重新品读这些文字或许会有别样的感受，也或许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

第243-246页，《25.福柯评注》 （《疯癫与文明》和《事物的秩序》，米歇尔·福柯，塔维斯托克出版社，1967年，1970年。原载于《旁观者》，1971年10月9日。） 《疯癫与文明》现在重新出版，在这部早些时期的作品中，福柯力图勾勒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文明为疯癫提供的位置。他将对疯子进行监禁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把这种监禁与工作伦理和中产**的兴起关联起来。福柯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应该关注的不是事件的起源，而是事件更为深层的意义。他把每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简化为一种附带现象，即一种副产品，以及迫使这种副产品产生的“经验”的表现。因此，他表明，不是城市社会的经济重组造成了监禁，而是“这种稳定持久的在经济上和道德上对监禁的需求，是在某种特定的劳动经验中方才得以形成”。 在古典时代，疯子是“他者”，因为他指明了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所具有的局限，并使自身与这种道德体系的要求疏远开来。但是通过监禁，疯癫被迫服从于理性的统治：疯子就生活在那些神智正常者的管辖之下，受他们的法律管制，并由他们的是非观来训导。在这种密切的遭遇中，理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向疯癫揭示它的“真相”。在古典主义思想看来，缺失理性就意味着变得与动物无异。因此，疯子必须被强制扮演动物的角色；他被当作役畜，通过与其自身“真相”的交锋，他*终变得健康起来。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都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真相”，通过这一“真相”，疯癫的经验能够被超越，变成理智。然而，福柯提出，这些真相的储备现在已经耗尽了。该著作结尾时对疯癫进行了撒旦式的赞颂，在这一部分，福柯呼吁现代法国奥林匹斯山诸神——戈雅、德·萨德、荷尔德林、奈瓦尔、梵高、阿尔托和尼采——来证明这种枯竭。尽管乏新可陈，这种赞颂却没有从以往研究中吸取任何内容。 按照福柯的观点，对18世纪来说很显然的是，虽然疯癫可以表述自身，但它除了使用理性提供的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以使用。疯癫**的现象学就在于理智行为。那么，关于非理性的性质方面，18世纪必定至少会有一种健全的直觉能力？语言领域与理性领域具有同等的空间范围，假如像福柯声称的那样，疯癫包含自身的“真相”，这些就是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正确地想象一种非理性的“语言”，一种能用来表述疯癫的真相，而我们的耳朵又必须习惯的语言？对这种语言的设想，就是对一种无休止的、精神混乱的内心独白的设想，这种语言，无论是有理性的人还是疯子本人，都无法理解。此种语言即使能够存在，也不会与《偶像的黄昏》中的冷酷逻辑或者是《幻影》里**的象征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即使是在他们*终的疯癫中，福柯的英雄们可能也无法使用这种语言，而如果我们能了解他们，那也是在没有这种语言帮助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福柯看来，对19世纪而言，古典时期典型的“非理性”体验变得分裂：疯癫被拘禁于道德直觉之内，对疯癫所具有的无休止的内心独白的幻想，在以一种无法被理性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时，被遗忘了。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一概念将会在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思维过程的理论中重新复活，这种思维过程决定了无理性之人的行为。在19世纪，疯癫已经变成了对资产**生活的整体结构的一种威胁，而疯子虽然表面看起来无辜，但实际上对自己无法服从日常规范深怀内疚。疯癫所具有的*大冒犯之处在于，它反对福柯所称的“资产**家庭”，而正是这种家庭的“经验”决定了精神病院的家长式结构。精神病院里的审判和谴责的精神特质，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待疯癫的态度——疯癫*终被监视了。人们不再认为疯子有任何要说的话：在行动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反常现象，只对自己可见的行为负责。 在精神病院里，有理性的人被展示为成年人，而疯癫则表现为对父亲持续不断的攻击。对疯子必须加以引导，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父亲揭示自己的内疚意识。因此，从精神病院所具有的“危机忏悔”这一典型特征到弗洛伊德式的对话之间，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分析者倾听并且翻译非理性语言，但在这一过渡中，疯癫仍然被迫认识到自身是对社会规则的违抗和对道德规范的违犯。*后，福柯暗示，正是因为精神分析拒绝**作为**一个疯癫能够被看到或者了解的媒介的家庭结构的发展，所以才造成它所引入的与疯癫的对话，没有使人们对非理性声音产生任何理解。 然而，“资产**”和“家庭”等词汇之间的表面关联并没有什么历史依据，而且就家庭而言，资产**家庭总是具有*家长式的或者*专制的结构这一点，实际上还不是很明确。通过这种关联，福柯得以指出，家庭结构并非必要的，就如同赋予资产**优先权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并非必要的一样——毫无疑问，这在历史和逻辑意义上都纯粹是一个谬误。如果家庭一直同我们一起存在，那么，它会在那些精神错乱患者的心理异常中留下踪迹，这点会令人惊讶吗？这一事实怎能被用作衡量家庭生活的价值，或者是衡量某种精神疾病概念所具有的真实性？ 《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译自法语Les Mots et Les Choses）在各个方面都比早些时候的那部著作迈上了一个台阶：原始资料更为深奥，思想更为含混，论点更难理解。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人类科学的考古学”，结尾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人”是新近的发明，因此也注定是要消失的。只是自文艺复兴伊始，是人（而不是农夫、士兵或者是**等等）这一事实才具有了我们现在赋予它的那种特殊的重要意义。那些将人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也都是新近发明，作为知识形式来说，它们已经过时了。人的概念就如同其他任何人类知识历史中的概念一样，既脆弱又短暂，在世界新“经验”的推动下，必定会让位于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事物。 然而，福柯的理论果真如同他自己使之看起来的那样雄心勃勃、不可思议吗？这些理论所基于的那些事实，真的如此难以发掘吗？比如，我们被告之，文艺复兴从相似性方面来看待世界，但后来这种“知识”（episteme）*被另一种知识，即“认同和差别”所取代。但一个概念的所有运用都可以被描述为对相似性的发现。那么，相似性怎么会不再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基本形式？它又如何能被与它可以相互界定的认同与差别所取代？这些逻辑上的难题存在于福柯理论的核心位置，因此，不管他运用语言的技能如何精湛，都让人无法想通这些难题。 *Episteme来源于古希腊单词πιστη＇μη，意为“知识”或者“科学”，与techne，即“技术”相区别。Epistemology，即“认知论”一词就源于此。

语言与艺术 3 / 1. 语言的状况 19 / 2. 理智与真诚 31 / 3. 符号学之不可能性 48 / 4. 解构与批评 57 / 5. 英国关联：威廉姆斯、霍加特与伊格尔顿 69 / 6. 艺术、语言与纳尔逊·古德曼 77 / 7. 想象力 83 / 8. 由虚构到真实 88 / 9. 伪绘画 94 / 10. 音乐符号学 101 / 11. 哲学与文学 作家与语境 115 / 12. 格雷厄姆·格林 120 / 13. 詹姆斯·乔伊斯 127 / 14. 西尔维亚·普拉斯 132 / 15. 安德烈·布勒东与超现实主义 138 / 16. 日本体验 154 / 17. 但丁的重要性 建筑 177 / 18. 阿尔贝蒂与恰当的艺术 189 / 19. 阿德里安·斯托克斯 194 / 20. 巴克明斯特·富勒 201 / 21. 道德与建筑 214 / 22. 建筑中的马克思主义 223 / 23. 水平建筑 文化与无政府主义 233 / 24. 激进疗法 243 / 25. 福柯评注 247 / 26. 雅克·拉康 256 / 27. 市场的意识形态 263 / 28. 人权的意识形态 270 / 29. 诗歌与政治 284 / 30. 人文教育 297 / 31. 文化的政治 314 /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