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黄宾虹集古玺印成《宾虹藏印》一帙八册。自题扉页,大篆“宾虹藏印”,故时引作书名。但在印谱页的书口上,却是“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今天看来,题扉或可随意,但书口版印文字当更正式而标准,故而以后者为名更为妥当。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八册,共收古印四百余方。其间每册收印数量多少不一,并无规律可寻。大约是经常即兴调整,或有新获而补人之,或生疑惑而删减之。于是就有了这参差不齐的分册数量。
成谱之时,黄宾虹的学究派头和意识又显示出来了。前有《自序》,后有《藏玺例言》,文字记述与观点发表均不缺位。比如在序中,他先从三皇五帝开始:“系昔封禅之典,检以金泥;行人之官,达其瑞节。书锲既盛,玺印聿兴。”又有“觥觥大集,则谱录百家;累累贯珠,而组绶五色”。骈四骊六,文辞典雅。古玺印皆不存作者名,文献记载疏漏而稍缺,全靠通于古籍者鈎沉辑佚。故而还有“孙寿所刻,书自秦斯;杨利之俦,师于韦诞”。这孙寿、杨利两人,或是古史典籍中早可按的印工刻匠之名。
黄宾虹于古印收藏鉴定有自述:“不佞旅食沪滨,懒散自放,而惟搜辑玺印,乐此不倦,自诧创获,已逾古人。”真是痴迷一生,唯此为大。还曾发生过古玺印私藏为窃贼整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