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全集 序跋与回忆》:
张铉根博士把我与我的合作者所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译成了韩文出版,要我写个序,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说几句中国政治思想史在中国历史学和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与意义。为说明这点,首先要从中国历史的特点说起。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有这样与那样的不同,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帝王居于社会的顶端。我把这一特点称为“中国的王权主义”。
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对应的观念体系。
王权为**的权力系统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其二,王的权力是至上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权位是终生的和世袭的。其三,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六合之内,人事万物,都属于王权支配对象;或者说,王权的无限并不是说它包揽一切,而是说,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事王事“,但不能逃脱它。其四,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
在王权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体系。王权无须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凭借武力便可以拥有与支配“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子以四海为家”“土地,**之有也”等,并不是虚拟之词,而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政治统治权和对土地与人民的*高占有、支配权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对土地和人身都是混合性的多级所有,王则居于所有权之巅。这种观念和名义上的*高所有,有时是“虚”的,但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实”,“虚”“实”结合,以“虚”统“实”。因此权力的组合与分配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地位的组合与分配过程。王权一**、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利益系统,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这个系统及其成员主要通过权力或**控制、占有、支配大部分土地、人民和社会财富。土地集中的方式,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这个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系统都受它的支配和制约。
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转型时期,诸子百家创立的学说和思维方式开其后两千多年的先河,后来者虽不无创造,但直到近代以前,基本上没能突破那个时代创造的思想范式和框架,以至可以说,承其余绪而已。因此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一个总体估计,对把握其后两千年的思想是极有参考意义的。这里我只提两个问题:其一,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和归宿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政治。对这一点,司马谈有很好的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的看法承司马氏,他认为诸子是“王道”分化的结果,归根结蒂又为王服务,“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百家所论,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及,但*终归于一个“治”字,这应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可以从现代学科分类出发对过去的思想进行相应研究,但不能忽视当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特定的逻辑和结构,而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道家中的“庄学”颇有点排除政治的意味,主张回归自然。那么从哪里回归呢?*主要的是要抛却政治才能谈回归,为此就必须不停地讨论如何同政治拉开距离,也就是说,必须议论政治,应付政治,庄子的千古名篇《应帝王》就是既想离又离不开的一篇奇文。其二,政治的**是什么?我认为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王权和王制。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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