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摩洛哥，时值政局动荡期间，一对曾经形影不离的室友在摩洛哥古城丹吉尔意外相遇，试图重新点燃友谊之火，却发现她们背后黑暗、纠结的故事重新上演，直至疯狂。 ----------------------------------------- 爱丽丝·希普利即将嫁作人妻，男朋友却在一场可怕的意外中身亡。时隔数年，当她想抛开过去，和新婚丈夫约翰来到丹吉尔重新开始时，*没想到会遇见的人就是曾经的室友露西·梅森。也许爱丽丝应该感到开心。她还没有适应摩洛哥的生活，也不敢冒险进入城市中熙熙 攘攘的居民区，迎接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浪。露西总是那么无畏、独立，她帮助爱丽丝从公寓走出来，探索这个**。但很快，一种熟悉的感觉开始向爱丽丝袭来，她身边的男人再次消失，约翰失踪了。爱丽丝开始质疑周遭的一切，露西是否正如自己所想是一个危险人物，抑或这一切只是无边的幻觉。

西班牙 他们三个人一起用力，才把那具尸体从水里拉了上来。 那是一个男人—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当时，有几只鸟在他的身边转悠，可能是被他领带上的银饰吸引过去的吧。但那只是几只喜鹊而已，他们这样提醒着自己。其中一个男人对另外两个人说，“他一定看见了三只”—他想试着幽默一把，因为他记得有首古老的童谣里有这样一句话：三只喜鹊要出殡。他们抬起那具尸体，讶异于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重。“死人是不是更重啊？”另一个人说出了内心的疑惑。这三个人在等警察来，他们努力不去往下看，以免看到尸体那对空洞的眼眶。这三个人原本互不相识，但现在他们却被一种比血缘还要深的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只有开始的那一部分是真实的—剩下的都是我的想象。我现在有些闲暇，便坐下来，凝视着远方：我的视线穿过了这个房间，直达窗外。景色在变化，其余无他。我想有些人会说这叫观察，但我会说它们一点儿都不一样—就好像做白日梦和思考，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今天很暖和，夏季正大步流星地朝我们走来。太阳越来越黯淡，天空中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黄色阴影，提醒人们注意即将来临的风暴。空气是如此厚重、闷热、咄咄逼人，在这样的时刻，我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再一次嗅到丹吉尔的气味。那是一种炉窑的味道，是一种温暖的味道，但不是燃烧的味道，似乎是棉花糖，但又没有那么甜；有点儿像香料，一部分是略微熟悉的味道，像是肉桂、丁香甚至是小豆蔻，还有一部分是我完全不熟悉的。这是一种予人宽慰的气味，像是童年的回忆，幸福的你被包裹在襁褓中，以为结局一定是快乐的，就像童话里那样。当然，这不可能。因为在这气味之中，在这宽慰之后，是苍蝇在嗡嗡飞舞，是蟑螂在东爬西窜，是饥饿的猫在用刻薄的目光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大多数时候，这座城市都好似一个狂热的梦境，就像一座海市蜃楼。我只能勉强说服自己，我曾经去过那里，回忆中的人和地点都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半透明幽灵。我发现，这石火般的光阴先是将那些人和地点沉淀成历史，然后再把它们变成故事。对我来说，记住它们的不同越来越困难了，现在我的理智也常常捉弄我。在*坏的时刻—在*好的时刻—我忘记了关于她的事情。我忘记了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她一直在我心里，只是暂时躲藏起来了，似乎马上就会冲出来。但是，有好几次，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于是不得不找来一张小纸片，把那个名字写在上面。夜里，在护士离开以后，我低声地念着这个名字，就好像小孩在学习教义问答一样，仿佛不断重复就可以帮我记住它，让我不再忘记—因为我绝不能忘记，我提醒着自己。 有人敲门，一个年轻的红发女孩走进房间，她手里捧着一盘食物。我注意到，她的手臂上长了很多棕色的小雀斑，实在是太多了，雀斑下苍白的肌肤几乎都要被淹没了。 我想知道她有没有数过自己究竟长了多少雀斑。 我低头看了看，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片，纸上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这让我十分苦恼，虽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名字，但我觉得它很重要，似乎是我应该努力记住的一个名字。我让自己放松下来。我发现这一招很管用：努力不去想一个问题，同时暗自拼命思考这个问题，答案也许就会显现。 可是没有用。 “可以吃早餐了吗？” 我抬起头，困惑地发现一个深红色头发的陌生女孩正站在我的面前。她看上去不到30 岁，那么我们之间应该也差不了几岁。红发象征着坏运气，我这么想着。他们不是说，在准备出海的时候要避开红头发的人吗？而我觉得自己很可能马上就要出海了—去丹吉尔。我现在感到很焦虑，迫切地希望这个红头发的扫把星赶快离开我的房间。“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生气地问道，她居然连门都不敲。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今天不饿吗？”她的手中是一勺灰色的东西—我努力回忆这种东西叫什么，无果。我现在很生气，一把将她的勺子推开，指着床边那张纸，对她说：“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不知道是谁给我留了张字条，上面只有些废话。”我回到床上坐好，把被子拽到下巴边。 我知道， 已经是夏天了， 但是我的房间却突然如凛冬般寒冷。

序言 西班牙 Ⅰ丹吉尔 1956 Ⅱ Ⅲ 尾声 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