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趣事 1984 年 9 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到了 1987 年 2 月,我被选派到香港工作。我一共在北京工作及生活了三十一个月,不仅见识了大北京、大机关,还遇到了许多好领导,为我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父母因我去北京工作而骄傲在前往北京工作前,我先回了一趟老家。当时,我怀着既高兴又不安的心情,因为担心父母要求我在他们身边不远的西安工作。当我把将到北京工作的决定小心翼翼地告知父母后,他们十分开心,为这个美好的决定而称赞。 父母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去北京工作。北京,在家人心目中是神圣的,遥远的,高不可攀的地方。他们以为我去了北京,就能见到**领导,见到大人物,还叮咛寄一张合影回来。这一消息,父母逢人就讲。一时间,我去北京工作的消息在村里引起了巨大震动。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父母忙前忙后,生怕把我这个宝贝儿子怠慢了。我感觉我犹如家中的大神一般被家人供着。当然,我很不自然。父母为我准备了一顿又一顿美味的饭菜,让我吃好喝好,告知我远行后别惦记家里,到了北京努力工作,好好表现。空闲时,父母领着我到亲戚家走了一圈,名义上是我要远行打个招呼,可实际上,我觉得父母有炫耀之嫌。他们真是苦尽甘来了,炫耀一下也没什么,都是情理中的事情。 父母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说东说西,总是满面笑容。我知道他们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可���时,突然发现父亲悄悄地落泪。父亲也许得了爷爷的真传,偶尔流泪,让人捉摸不透他为啥而哭,可他说那是太激动了。然而,我感觉到父母除了激动还有少许担心,毕竟北京那么遥远,儿子要走那么远,那里又没有一个熟人。换个角度想,我要远行,父母担心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爷爷奶奶对我能去北京工作一事很高兴。那段日子里,爷爷奶奶常来我家里坐一坐,还带一些好吃的,这已经很罕见了。我在想,如果我没为家族争气,相信爷爷是不会来我家的。在爷爷眼里,根本瞧不上我父亲,我父亲远没有他的两个哥哥给爷爷长脸。 其间,邻居们络绎不绝来看我。在村人眼里,无论过去如何恶意对待我家,但眼下我是村里*有出息的人。那一阵子,我家里门庭若市,每个人见到我父母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都诉说我小时候的优点,夸我聪明,勤学,画一手好画,向来朴实、稳重。还说我能去北京工作,是全村人的骄傲和自豪。感觉全村人把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我身上似的,希望我日后成为一个大人物。还嘱咐我,不管将来官做到多大,都不能忘记家乡人。邻居的吉言和心情我能理解,总之,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令我振奋,让我铭记于心。 我是一个*受不了亲情感动的人,每当有人赞我,说我吃过苦,特别是说我善良或懂事时,我便会含泪欲哭,甚至哽咽。的确,我小时候受了不少委屈,委屈埋在肚子里,时不时就涌现在心头。在我临行北京前,全家人特意到镇上合影留念。谁也没有料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为我爷爷、奶奶及我小家的**的纪念照。 父母的拳拳之心使冰雪融化,草木动容。乡亲们的热情和嘱咐让我深感责任重大。从那时起,我别无选择,只能一路奋勇向前,做好事走正道,砥砺前行,心里想着为父母和村人增光添彩。我的生命来源于父母。我的人生起点在故土。 每当在外面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到父母和村人的关心和支持,以及期待。 北京遇到好领导赴北京工作,是我一个人去的。这一次,奶奶和父亲没有要求送我到北京。四年前,裹脚的奶奶和父亲亲自送我到西安上大学的情景一直留在我脑海中,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父母送我到了县城,看着我坐上了南去西安的大客车。然后,他们生怕我看见他们流泪的样子,没有目送我,就在大客车驱动的那一刻,父母迅速把头背了过去,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流泪。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在父母心中,一定是觉得我长大成人了,可以放心地让我出走远门闯荡世界了。想当年,父亲才十九岁时就被爷爷无情地分家了,二十岁有了我,之后的生活极其困难。尽管如此,父亲和母亲坚定信念,从抓我们三个孩子读书做起,几经挣扎,才走到今天。他们每一步的收获,都来之不易。他们不知冒了多少风险,流了多少泪,经历了常人不曾经历的痛苦。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真切理解父母的不易和伟大。 我想此时父母期盼儿子有出息的美梦已经成真,变成了现实,乃是人生*大的慰藉。想想同龄人,他们的前景仍不明朗。他们的哭别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应该是激动才对,或者是因为舍不得我远离又不知多久能见面才哭的。 我去了北京那年,我弟弟还在读中专,妹妹才上了高中。那时,其实父母不过才是四十有二的人,年轻力壮,是的,他们的劳作一刻都没有因为我工作了就停了下来。正值**推行改革开放,父亲灵活的经商头脑用上了,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半,*大收获是遇到了多位好领导,譬如管升久局长。管局长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大贵人。他是计划财务部经理,给了我进步的机会,让我学习,让我磨炼,让我成长,在我遇到疑惑时帮 我疏导,还决定派我到香港工作。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无背景,无自信,无特长,如果不是遇上管局长这么一位好领导的宽容、关照和提携,我一定寸步难行,一定不会顺风顺水的。 到北京的**件事 1984 年7 月28 日,这天是星期六,我扛着木箱和杂物,满怀期待的心情,搭乘西安到北京的火车来到了北京站。正好,还有一位来自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女生吴新也到了北京站。我们两人在人事部崔铎声先生的带领下上了一辆货车,来到了中国建筑在百万庄的办公大楼。 北京太大了,比想象中大多了。**到北京,心情异常激动。**天晚上根本没有睡好,期待着天亮。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就计划着去天安门广场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神圣的**。由于不认识任何人,这**,我只好独行。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地图,边走,边查,边问,好不激动啊。我记得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非常好,太阳火红,炎热。 我从甘家口百万庄出发,步行走到西长安街,横过西单路口,就到了天安门城楼附近。早在书画中见过天安门城楼的外形,看到天安门城楼时,一点都不陌生。我加快步伐,飞一般地来到城楼下面。天安门在我心目中是神圣的、庄严的,具有灵性的地方。走近城楼,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从城楼下面的门洞进进出出,我竟然怀疑这座建筑物可能不是天安门城楼。这样的怀疑很快被否定了。正好,天安门城楼外形正在维修,是为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做准备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被取了下来。我随着人群,走着看着凝视着,不知不觉穿过城楼的门洞。1949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举行的盛大的开国大典就在这里。我抚摸着朱红色的城墙及红色大门上的门环,似乎听到了那时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这栋建筑是明、清两代的**大门。在这个大门周围,特别是近代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惊天动地的故事。”我很自豪,因为我抚摸了城楼,甚至在城楼里面大摇大摆地转悠了大半天。这大半天,太长见识了。我在农村时是闭塞的,孤陋寡闻的,甚至到了西安读书,也没有太多的改观。当从故宫出来,突然觉得世界太大了,我们人类太神奇了,而对于我们个体来说,不过是历史长河之中的惊鸿一瞥而已。要想在这一瞥中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让后人怀念的东西,唯有奋斗,别无选择。奋斗了,未必会成功;若不奋斗,将一事无成。 出了天安门城楼,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参观了半天。回到住的地方,已是星辰漫天的时候。 过完**,从7 月29 日开始,我正式成为中国建筑的一名职员。三天之后,正好赶上公司发工资,按规定,给我发了半个月工资四十多元,当时兴奋得快要飞起来。如此兴奋之情,让我在北京愉快地度过了两年半。去酒仙桥学计算机 上班不久,计财部选送我和姚传锐两人到北京东郊酒仙桥的国营第七三八厂培训**——长城电脑生产基地——学习电脑操作。姚和我一样,都是新入职的大学生,他来自湖南财经学院。那时期,电脑仍然很神秘,有机会进行计算机培训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所在培训班是第六期,大约三十人,有来自长江南岸的,有来自东北三省的,也有来自大西北的。培训班里学习的人年龄差别较大,有三十几岁的,也有二十岁刚出头的。回想起来,那时学员们都很笨,笨得出奇,每个人敲键盘小心翼翼,总怕搞坏了键盘;输英文字母像在沙地里捡金子一样,半天找不着要输的字母位置;编程全是英文,就用拼音代替。其实,老师教的简单编程,都是在浪费感情。我算是对计算机有一些认识——大学当过计算机课代表,可在那个环境中跟白痴没有什么区别。 那时把电脑不叫电脑,而叫计算机。 酒仙桥培训**的条件算是不错,红红火火的,全国有名,但依然做不到一人一机来培训。很快,迎来了在北京的**个中秋节。中秋节傍晚,我们来到附近的一条排水河的河边,两人并没地儿可去,只好躺在河岸的杂草上,仰望天空。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圆又亮分外地大,如一个大铜盘一样,就悬挂在天上。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时那刻的思乡之情难以**。我们两人聊了很久,也有理想之类的话题,多愁善感的姚吟了一首自己写的诗,我的眼泪就在眼眶中来回打转。夜深人静之际,我突然想到再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姚并无此意,于是,我一个人去了。 其他时间里,我和姚传锐形影不离。一次**,我们张罗着去附近改善一下生活。两人来到街市,没有发现有兴趣的餐馆,决定去吃饺子。我们在一家饺子馆点了两份白菜猪肉馅饺子,不假思索地端进隔壁餐馆刚坐下,就有中年男人拿着菜刀向我们砍来。我们不明缘故,撒腿就跑。听到后面有人大叫,依稀是说,我们侮辱他们的祖先。奔跑中,姚传锐似乎明白了,说,原来这是一家清真馆。两个月的学习机会,与姚传锐相互鼓励,誓约一生。 9 月22 日,我和姚传锐学习期满,成绩及格,结业了。结业证至今我还保留着,和新的一样。也许因为有了这次学习机会,进一步奠定我对计算机,后来叫电脑,再后来叫IT 技术的一生喜欢,一生钻研,也颇有感悟的事业。新中国成立35 周年大庆 1984 年10 月1 日,是新中国成立35 周年的日子,北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身在北京的我,是多么地激动和骄傲。之前,各单位抽人训练,我没有被抽上,因而还郁闷了好久。我很想加入到群众队列,身临其境地感受浩荡气势和**盛况。 国庆这天一大早,我就到了长安街西延线,也就是苹果园地铁站一带,只能远看被团团围住的游行队伍。到了晚上,我已经缓缓靠近了天安门广场。夜间,广场一带灯火辉煌,可说人山人海,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如盛世般。人们欢歌笑语,喜气洋洋。我被感染了,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自己,就融入到其中尽情地狂欢。 这一年国庆,据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阅兵式。后来报道说,首都各界人民检阅的各款新型飞机、火炮、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和装备,全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方队和战略导弹部队方队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战略导弹部队是**向世界亮相。后来我们从新闻媒体知道,这次国庆阅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震惊。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大庆虽然过了几十年,那昔日场景,那一次美好经历,至今还记忆犹新。住建设部地下室一年零三个月1984 年这一年,分配到中建总公司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大约二十多人,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工作的具体部门是计划财务部。该部门分设了财务一处、财务二处、财务三处,还分了综合部、计划统计部。财务一处负责核算对外经援项目,财务二处(也称海外财务处)负责核算海外承包工程项目,财务三处负责核算国内工程局、设计院。我在财务二处,自然接触国际承包业务比较多,便有机会接触有关外汇的各种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中建总公司在20 世纪80 年代期间,其海外经援和承包项目遍布世界五十多个**及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 进入中建总公司总部工作,等于拿到了铁饭碗。我们的住房都是由公司逐步来解决。一开始,公司安排我们住在建设部大楼北侧入口处的地下室招待所,内部俗称:地招。从住进地招的那一刻开始,心里就不舒服。农村条件*差的时候,住房也是宽敞的。大学时代,尽管房间里面拥挤不堪,但仍住在地面以上,能见到阳光。可到了首都北京,却要住在昏暗的地下室。地下室有一条通道,原来是为战备时修的,有二十米至三十米深,两边是一个接一个的小房间。小房间里面横竖摆放着四到五张床。我们房间住了五个人,印象中其他四人是盛毅、陈晓峰、贾宁杨、李福龙。房间里全天要开灯,但为了省电,用了瓦数*低的灯泡。灯泡的光线就像点了蜡烛一样的亮度。那时,停电是常见情况,为此,我们都准备了 蜡烛。地下室因为终年不见光,夏天又冷又潮,被子、衣服总是湿漉漉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地下室是临时居住之地,也就无计较之意。地下室离__我们南配楼办公室不远,办公室条件相对要好一些,那时单身也多,时常会在办公室耗到深夜才回到地下室。随后,日子过了三至四个月,陆续有人搬走。后来发现,先是人事部的人搬走,后是机关党委的人搬走。过了半年,同批进来的很多人搬走了,就留下我和陈晓峰及计划财务部的人。为此,我们鼓噪,向部门领导反映情况,却得不到任何答复。 转眼,在地下室住了一年。一年来,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大学毕业时,我的视力保持在1.5 以上,而一年后不得不配上眼镜。我本来身体很健康,可时不时觉得关节痛,一检查是得了关节炎。**,听说机关正在调配房子,我们几个到了分房处询问房子的事。分房处马上打电话给部门综合处姜处长。姜处长把我们几个叫到他办公室训斥了一通,我们几个不服,就理论了一番。说真的,我们没有闹事,是慢慢地讲道理,但姜处长还是非常气愤。在北京期间,就发生过这么一次为自己权益而争的事件。后来有些后怕,担心会有不良后果,没想到我们计划财务部几个人很快从地下室搬了出来,住进了能见到阳光的建设部后院2 号楼。看到阳光,我们心情好转了很多。 掐指一算,在阴暗的地下室住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北京过大年我到北京后的**个春节没回老家,是在北京过年的。春节前,机关大院分米、分面、分菜、分肉,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帮忙分,帮忙拿,帮忙送,热火朝天了一阵。看到机关大院分过节物资,那是多么亲切多么富有人情味的场面。当大年真的到来时,我的心情又是多么地孤寂。过年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何况我**次远离父母在外地过春节,那种思亲的诉求更是比任何时候都浓烈。本想回家过年,但因7 月刚到北京上班,另外身上没有什么积蓄,来回还要花很多钱,再三考虑后,决定留在北京。和我想法一样的新分来的大学生不少,起码我所在的部门有我、陈晓峰和闫井贵等人。回不了家,又住在地下室,几个年轻人忧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平时,单位有食堂,凑合一下是可以的。可春节期间,想凑合都没有地方凑合。发愁之际,办公室两位老师傅(那时,都是这么称呼的,以示尊敬)诚意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年。我们一点儿都没有迟疑,也没有考虑人家是否是客套话,就欣然地答应了。 那年春节是在三家同事家中度过的。年三十晚,先去了办公室主任孙荣**里。我们年轻无知,把人家家里**的一瓶白酒喝了。后来,酒不够喝,搞得主人家有些尴尬,我才知道闯下大祸了。 大年初一下午,三人又去了黄德弟家。黄师傅是上海人,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到了他家,我有些胆怯,不敢进门。吃过晚饭,天色已晚,外面又寒冷,黄师傅很关心我们,就安排我们挤在他家睡了一晚。当时没别的选择,否则绝不会在人家家里过夜的。 大年初二,去了邵培森家里。邵师傅也是上海人,做一手好菜。知道我们会去他家,早就做了准备。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后来又是吃饭又是喝酒。真的,我们的感觉好极了。 这个春节三天过得太好了,留下了永生的记忆! 2003 年重阳节 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