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文以载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伟大创举和**文化的光荣传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论与文学主张,更是中华民族在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方面作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贡献。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灵魂血脉和**昌盛的思想保证,更是滋润国人气质品格、涵养创新与凝聚人心的动力源泉。重视文化创造与传承、推进社会进步与文明,是中华民族自古迄今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为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创造了诸多促进人类和谐有序、文明进步可资借���的宝贵经验,“文以载道”即其一例。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持续数千年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当今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启迪。 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与化育人心 “文以载道”的根本性质是强调文章必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正能量,必须具有启迪智慧、经世致用、化育人心的重要作用。这既是历史赋予作家的社会责任,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宋代文化巨子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将大禹、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认为孔、孟、韩、欧之文章思想的作用贡献,与大禹治水一样“功与天地并”。李白《公无渡河》有“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的**诗句,歌颂大禹为人类生存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孔、孟时代,诸侯征伐,道德沦丧,“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孔子修《春秋》“惩恶而劝善”,孟子抵制杨朱**自私的“为己”说和墨翟泯灭是非的“兼爱”论,弘扬孔子仁学思想,提出“王道”学说。“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唐代韩愈光大孔、孟学说,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宋代欧阳修继韩愈而承孔、孟,文章“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树一代文风,成后世楷模。孔、孟、韩、欧均是以“文”名世的思想家,其思想主张与文化实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这与大禹治水一样,都造福于人类,影响着人类生存。苏轼认为他们所作文章思想的贡献与大禹治水一样“功与天地并”,不仅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巨大作用,而且突出强调了“文以载道”的重要性。 “文以载道”既是从文化建设、文化功用和社会责任角度,针对人类社会有效治理与文明发展的“以文化人”方法,又是“文”“道”一体、相辅相成关系的文化理论主张。这其中包含着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经验和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具有鲜明深刻的中国特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文以载道”之“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一般是指以实用为本、审美相辅的文字文本,涵盖各类体裁的文章,而后者一般是指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文以载道”之“道”则是由本义“道路”逐渐引申为“道理”,成为内涵深厚丰富、颇具弹性张力的学术概念。中国古代,春秋之前,学在官府,文字文本,记事记言记人,“文”“道”一体,毋庸置疑。此后百家争鸣,文章著述,各具风姿,如何把握实用与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成为人们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是,“文”“道”关系的处理与引导,成为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成为文字写作与文学创作实践争论的焦点问题。从孔子“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到曹丕评点孔融“理不胜辞”(《典论·论文》)、刘勰提出“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从唐代“文者贯道之器”(李汉《昌黎先生序》)、“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到宋代“文所以载道”(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其所思考探讨的**,无一不是围绕“文”“道”关系。至南宋时期,“文以载道”成为内涵丰富的固定概念,周必大《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陈埴《木钟集》,都有使用。此后文献使用案例,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