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才算做好道别的准备?
一位80岁病患的主治医生要求我参加一个家庭会议。这是主治医生和病人家属会面的场合,目的是让彼此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或做出决定。
凯斯伯太太已经使用人工呼吸器超过一个星期了,她不能自主呼吸。她已经签署过预立**指示(Advance Directive,简称AD),有时也称为预立遗嘱(Living Will)。这系由病人预先拟定并且签署的法律文件,当病人罹患严重的疾病或失能,无法为自己发声时,这份文件可以为他们表达在**上想要如何被对待。
预立**指示有多种形式,不过大部分都包含结束生命、人工灌食和给水,以及安宁照料方面的指示。应用于结��生命方面,一个人可以决定使用现有**照顾来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决定不再让生命继续下去——例如病人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且恢复意识的机会渺茫,或是处于一种无法治愈也无法逆转的情况,并且即将死亡之时。应用于人工灌食和给水方面,病人可以选择要不要用鼻胃管提供生命所必需的“养分”和“水分”。应用于安宁照料方面,一个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来减少疼痛,即使这种**会导致死亡,或是缩短生命。病人住院时,医院的标准程序会要求病人提供一份预立**指示。医院当然很鼓励病人提供这些文件,即使是年轻的病人。关怀师在实习时,也被鼓励拟定一份这样的文件。
在凯斯伯太太的预立**指示中,她很清楚地表示,她不愿意靠呼吸器来维持生命。同时,在这份预立**指示中,她也指定了两个人,在她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替她做决定。她的**顺位代理人是*小的女儿玛利安,如果她不在,则由二儿子贾森做决定。由于玛利安和贾森在要不要停止使用呼吸器这件事上意见不同,因此需要开这个家庭会议。
房间里挤满了人,除了凯斯伯太太的家人,还有主治医生、一位护理师,当然还有我。医生向大家做了凯斯伯太太的**简报,并介绍了她目前的状况:她还是没有意识,而且不能自主呼吸,并且她的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接着,医生一字一字地念了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如果我进入了植物人状态,以下是我的嘱咐:我不要接受维生**。”
房间里一片死寂。医生和我彼此对望,我们也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位。每个人都低着头,没有人抬头。主治医生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轻轻地摇摇头,表示:给他们一点时间吧。关掉凯斯伯太太的维生**机器,就意味着要让她走了。这些孩子正决定应该让他们的妈妈生还是死。医院可以让院方的法务部门介入,经由法院来执行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但医护人员总是希望尽量由家人来解决问题。
“我已经准备好,要让妈妈走了。”贾森低着头说。
玛利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用双手捂着脸说:“妈妈生病的时候,只有我们可以依靠。几星期前,她复原得很好,大有进步。她甚至坐起来,试着跟我讲话。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没有看到,但我在,我看到了!”其他人都不作声。
……
放手是很难的事。有时候,我们在“关怀”的伪装下,以爱为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愿放手。去做对我们所爱的人来说*好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可能表示他们将要永远离开我们。
大部分时候,我们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主观上知道是“对的”的事。实际上,在客观世界里,这些属于个人的决定通常没有什么对或错,很多困难的决定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灰阶,而不是黑白分明的。这时,我们所需要的常常只是一些空间。当我们有空间来思考、反省、表达与接受现实时,往往无须费心搜寻,“答案”就自然浮现了。当你感受到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时,你就知道,你有答案了。
稍后,凯斯伯一家达成了共识。凯斯伯太太喜欢看美式足球,那天正是**杯比赛的星期日。晚上,全家人聚在凯斯伯太太的病房里,一起看完了整场**杯比赛,之后才拔管。当我们手牵手一起祷告为老太太送行的时候,稍早前家庭会议中所感受到的紧张和挣扎已经不存在了。病房里,一种平静祥和的感受充满并抚慰了每颗悲伤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