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制度,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社会摆脱丛林状态的载体,推动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共推动九轮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亦维持了国际货币秩序稳定,促进战后经济恢复。但21世纪以来,多边贸易、金融和投资制度发展缓慢,滞后于全球经济治理的需求。在长达17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多边贸易谈判仅收获《贸易便利化协定》、取消棉花等农产品补贴等微量成果。与此同时,为应对1997年及2008年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传统霸权**和新兴经济体南北共治的G20机制,也因组织化和正式化程度不高、权力分散而有沦为清谈馆的趋向。全球投资制度更是从产生开始便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进中,始终未能形成多边制度。2017年以���,多边贸易制度的构建因中美贸易逆差充斥着硝烟四起,美国要求将工业补贴和国企竞争规则纳入WTO规制,否则便削弱多边主义,而欧盟为平息反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推进反补贴、反倾销新规的盟友。被誉为“皇冠上珍珠”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也遭遇****的危机,其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因美国屡次阻挠而濒临瘫痪。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全球贸易的多边治理已站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WTO不得不深入改革以摆脱其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 多边制度演进乏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区域转型。各类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制度蓬勃发展,尤以高标准贸易协定的发展为典范。在美欧引导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欧日经济伙伴协定”(JEEPA)等谈判一度如火如荼地进行,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但是,这种区域化制度转型的繁荣景象在2016年后又因逆全球化寒潮一波三折。特朗普政府上台首日便退出TPP协定;随后欧盟一体化进程受阻,英国脱欧、难民危机使反自由化情绪在欧洲迅速蔓延,亦使其*新达成的CETA在成员国的批准程序面临变数。此外,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促使其在区域贸易协定下针对贸易*大逆差国--中国--制定了大量标榜为“非市场经济”制度的贸易保护条款。这些全球化中的插曲和阶段性事件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容否认的是,WTO危机以及当前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对多边及区域经贸规则的构建带来****的挑战,并成为国际经济制度转型的影响因素。 鉴于此,本书以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二元制度建构为主题,对多边及区域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原因、进程以及制度体现进行研究,探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传统议题的规则重塑以及数据贸易、政府采购、国企竞争中立、汇率操纵等新议题的规则创新和构建,对国际经贸规则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预判。 本书为2017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_17R2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二元制度建构”(GH17HFX01);广东省教育厅2017年度特色创新项目“自由贸易协定话语权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2017WTSCX030)的结项成果之一。研究内容以作者近三年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政治与法律》《国际经贸探索》上发表的论文为基础,第六章在素材收集、初稿写作过程中获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磊副教授的协助。书稿在修改完善、出版过程中更是获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主编陈伟光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作者在此向各位提供无私贡献的专家和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燕 2019年4月12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