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录六篇文章，续接《迦陵谈诗》，侧重古典诗歌评论。中国传统的诗歌评论多为感性品评，不重理性分析。随着近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国内评诗者逐渐习惯以西方文论的思维与术语来评论中国古诗。兼有中西双重学养的叶嘉莹先生将中国传统诗歌品鉴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结合，既肯定了西方文论的融入可以增强古诗评论的客观性与精密性，又指出古诗评论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古诗创作特质。书中还有对恩师顾随的学术总结与深切怀念，并说明了《迦陵谈诗》与《迦陵谈诗二集》两本著作的创作情况，论理谨密，抒情真挚，语言典雅考究。

《迦陵谈诗》及《迦陵谈诗二集》所收录的文稿，若以写作时间之先后而言，则*早的一篇首当推一九五七年我在台湾所写的《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而*晚的一篇则当推一九八二年我在温哥华所写的《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一文，这其间前后相距盖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如果要想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在此一漫长的期间内我自己研读态度与写作方式之转变，我想我可以说自己所经历的，乃是一段从主观到客观、从感性到知性、从欣赏到理论、从为己到为人的过程。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我当然曾经有所获得，但也曾有所失落。因此我便想要为这册《迦陵谈诗二集》也写一篇《后叙》，既以之说明我个人之转变，同时也借之对自己所曾经历过的路程一加分析和检讨。 我首先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就是《迦陵谈诗》一书中所收的写作时间*早的一篇作品《从义山〈嫦娥〉诗谈起》，这篇文稿，仅从题目来看，便已可���出其并非严肃性的学术论文，而只不过是发抒个人读诗之一点心得及感受的随笔性的作品而已。使我采取这种方式来写作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因为当时邀我写稿的原是台湾的《文学杂志》，这是一本古今中外并包、创作与论述兼收的杂志，而并非性质严肃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因此我才敢放笔去随意抒写，摆脱了体例和形式的局限。其二是因为我过去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担任我们唐宋诗课程的顾师羡季先生，在讲课常是一任意兴之感发，既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没有固定的进度，然而却可以给学生以极大的启发和感动。我个人以为羡季师所传达的才真正是诗歌中*宝贵的感发生命之本质，而并不是诗歌以外的知识和文字而已。可是我自己在教课时，则因为学校的规定，常不得不接受教材及进度的限制，而不能像羡季师一样做这种纯任感发的自由讲述，但在内心中则常存有一种跃跃欲试之意，于是遂颇想借此机会一作尝试。其三则如我在该文中之所叙述，引起我写作该文之动机的，原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感动和联想，而行文时之藤生蔓引的牵涉，也都是由于一种机缘的巧合，颇近于写诗时之所谓灵感，而并不尽出于理性之思索。因此我在这篇文稿中，乃表现有几点特色：一则是行文的自由。我既从对于李商隐《嫦娥》一诗的欣赏和诠释，而谈到了诗歌中的寂寞心，又从诗歌中的寂寞心，而谈到了王国维之哲人的悲悯及王维之修道者的自得。而此种进展乃全出于机缘凑泊之联想，既没有时代先后的观念，也并非出于有心的比较和安排，此其特色之一。再则是我对于该文中所涉及的几位诗人的称谓并不一致，我对王国维称“静安先生”，以表现我的一分尊敬之意，对王维称“摩诘居士”，以表现我的一分疏远之感，而对于李商隐则不加任何称谓，而直呼其字曰“义山”，以表示一种近于同类的亲切，像这种纯任一己之意兴的写作方式，当然并不合于一般的习俗和惯例，此其特色之二。三则是我对于李商隐、王国维及王维三位诗人之作品的欣赏与诠释，乃全出于自己读诗时之一点自我的体会和感受，我既未曾对这三位诗人做全面的研讨和衡量，也未曾抄袭或依傍任何前人所已有的见解和成说，此其特色之三。像这种纯任一己之联想与主观之感受的写作方式，当然绝不合于任何学术著作的正式要求，但是我以为这种写作方式有时却确实可以传达出诗歌中之感发的生命。而且可以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活泼的生生不已的感发之延续。因此这一类作品所评赏的虽然是古人的诗歌，然而却往往也可以流露出来评诗人之心灵与感情的跃动。所以我以为这一类的评赏及写作方式，乃是主观的、感性的、欣赏性的、是为己的而不是为人的。因此我在《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篇文稿的结尾之处便曾特别加以声明说“我这种解说和比较，都只凭一己之私见，或者不无欠允失当之处，但我原无意于评诗说诗，我只是写我个人读诗的一点感受而已”。

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 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 《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之说 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谈羡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 略谈多年来我对古典诗歌之评赏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谈诗二集?后叙》